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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紫衣格格

[其他] (转)舍得之间诗院大讲堂讲义(持续更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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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5-6-14 20:39:53 | 显示全部楼层

一,或可题壁

你知道什么时候,才是一个诗人的高光时刻?不是上峰褒奖、不是诗赛夺魁、不是当众吟哦、不是倚马可待、也不是迷弟迷妹们的追捧,而是,他在题壁而诗。或许,你看到的只是他的背影。映入眼帘,一定是那挥笔自如的潇洒。笔走龙蛇、铁画银钩、有如乘风而来的天籁。

敢题壁而诗的,必然写的一手好字。龙飞凤舞的狂草也好,温润典雅的隶书也好,端庄方正的楷书也好,或者,有如那娓娓道来的行书。每一种字体,都反映了诗人的秉性,都回荡起诗韵的风情。题壁诗,第一题的是“性格”,第二题的是“书法”,第三题的,才是“诗”。


没有诗人性格的外放,诗壁无以灵气;没有诗人书法的夺目,诗壁难以成精。以灵气而夺目,题壁之诗,才有了存在价值。书法之灵动,依仗诗性,透壁而出。一个书写过题壁诗的诗人,注定不凡。壁上题写的,哪里是诗啊,那是深情、是沧桑、是血泪、是智慧、是人生。

所以推崇“题壁诗”,是因为,诗若题壁,必将预示着一种诗情之极致。这种“极致”是一种胸臆之外溢、是一种意境之激荡、是一种维度之往复。诗,本以含蓄之本。题壁,则以张扬为乖。“含蓄”与“张扬”本是截然不同的表现,但是,“题壁诗”却将之自然交融了起来。

《诗大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所以,正是因为“言之不足”,或许更是“嗟叹之不足”,所以,化舞之为挥笔,寓蹈之于壁上。

题诗于壁,就是一种“舞之蹈之”。只是把这种“舞”变成龙飞凤舞,把这种“蹈”还原为旋律节拍。块垒所催,诗人未必要舞蹈之,而只是把情绪凝聚成创作的动力。毕竟,只有把万般情绪审美化,并且落实在文字上,才能称为诗。“题壁诗”或其它形式,首先应该是诗。

强调题壁诗的外在“观感”,是缘于题壁者,作品也。甚至,所题诗壁,就是一个艺术品。所以,虽然“题壁诗”主要是题于墙壁上,但也是有选择的,不是什么墙壁都适合题诗。题诗之墙壁,有寺壁、石壁、邮亭壁、殿壁、楼壁等等之分。不同之壁,所适合题诗内容不同。

依壁而区别,也就是“量体裁衣”之意。不同环境,就有不同之墙壁。而不同环境,影响人的心情也不同。诸如在酒肆之中题壁,当然是趁酒兴而题诗。酒壮诗人胆,也起诗人兴,若见到酒店墙上设有“题字板”,那更忍不住手痒,即兴而题,是一种必然的冲动。例如宋江。

《水浒传》中宋江,因故在浔阳楼中独酌,酒到酣处,愁意中来。念及平生,感恨伤怀。诗人就是这毛病,心绪压抑不住就想作诗。于是喊酒保拿笔来。那时候的酒楼,客人可以“乱写乱画”,酒楼还为此提供专门服务。他先题了一首《西江月》,再来二杯之后,诗兴更浓。

宋江之《西江月》乎:
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
恰如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
不幸刺文双颊,那堪配在江州。
他年若得报冤仇,血染浔阳江口。

这首《西江月》自叹身世,只是个人恩怨,倒也无伤大雅。但是,加酒之后,就喝高了。于是乘兴疾书,又来一个《七绝》“心在山东身在吴,飘蓬江海漫嗟吁。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这就触到敏感的政治话题了,于是被好朋友举报了。宋江因题壁诗惹祸了。


 楼主| 发表于 2025-6-14 20:40:29 | 显示全部楼层

古人心情,都题在了墙上。不仅仅宋江这样的酒楼题诗。其实,兴之所至,随处可题。比如我们熟悉的《黄鹤楼》就是题壁诗。诗人崔颢,登临古迹黄鹤楼,望景生情,吊古怀乡,一气呵成而信手一诗。这是题在墙壁上的诗,是李白证明的“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


黄鹤楼
崔颢(唐)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这个就是传说中吓住李白的“神来之笔”,李白因此不敢题写《黄鹤楼》。其实,只是后人的一种杜撰而已,纯属子虚乌有。李白怎么可能为谁而搁笔于黄鹤楼。李谪仙一生多次驾临黄鹤楼,在黄鹤楼写诗也十多首。如李白为孟浩然写的“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

素酒:
我们熟悉的古人诗词,很多都是“题壁诗”。如苏轼的《题西林壁》“横看成林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还有谭嗣同的《狱中题壁》“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几成经典,流传至今。

我们熟悉的古人诗词,很多都是“题壁诗”。如苏轼的《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还有谭嗣同的《狱中题壁》“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几成经典,流传至今。

古时的“题壁诗”很普遍。这种题壁,其实就等于诗人们在“发表作品”。题于酒肆、题于寺壁、题于邮亭、题于名胜、题于街口等等,其实,多是流量大之处。或许每个人的动机不一样,但,绝大多数都属于心情之作。古人的媒体不发达,题壁则成为发诗的一种醒目主流。

今天“题壁诗”少了,甚至几乎没有了,不是媒体发达的原因。真正原因,不是因为可题诗的“壁”少了,而是因为可以题壁的“诗”少了。这是一个全民认知的问题。诗文化全线堕落,乃至于今天被边缘化,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不是诗文化没落了,而是全民认知失落了。


 楼主| 发表于 2025-6-14 20:41:45 | 显示全部楼层

二,面壁之修

所谓“题壁诗”,不论如何惊才绝艳,其实,最核心的还是“诗”本身。题于壁上也好、写于宣纸也好、印刷成集也好、甚至网络发表也好,其实都是一种心情之面世,以及美学之打造。这种心情的美学宣示,悦己悦人,以达至理。主观上为我,客观上达人,诚不我欺也。

我们写诗,终是要给人看的。并不是,因为深沉,我们就开始自闭;因为含蓄,就不肯示人;因为务实,我们就不愿发表。诗之面世,是一种灵魂层面的交流。不仅仅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更是人与大自然的一种交融。发表诗,其实是一种扩大自我、升级自我的终极诗途。

即使写给自己的诗,也要“面世”。因为,彼时之“我”,并不等于今时之“我”。时光流逝,改变的不仅是世界,更是改变了一个“我”。也因此,发表我们的诗作,其实,就是与另一个时空的自己在对话。别人看得懂看不懂,又能如何。不同时空中的“我”,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每当完成一副作品,作者就是第一个读者。正如我们题写完“题壁诗”,凝视着墙幕上流动的诗语,仍然有不同的感受。与“自己”对话,无疑就是一种“异空间”的互动。这种“时间”要素的影响,对于诗词而言,是致命的。我们所谓的“诗词出手,就已不属于作者”。

题壁诗,最张扬的还是诗仙李白。话说天宝三年(744年),李白又因为得罪权贵而离开长安,途中遇杜甫和高适,三人惺惺相惜,结伴而行。这日来到梁园(开封),登上吹台。李白作了著名的《梁园吟》、杜甫作了《遣怀》、高适作了《古大梁行》。风云际会,尽兴挥诗。

过去的壁上题诗是常事,却也多数留不住。诗人不羁,写完诗大袖一甩就不管了。多数被人当做“垃圾污染”而清除了。李白三人的诗,就差点没保住,幸亏遇到了一位富家小姐,慧眼识诗,拦住了要擦拭掉壁上诗文的僧人,一掷千金,干脆把李白的题诗墙壁给买了下来。

这就是传说中的“千金买壁”。这位买壁人,是已故宰相宗楚客的孙女,也是梁园有名的才女。当然,她后来也嫁给了李白。这段佳话,当然缘于“题壁诗”。而题壁的故事非常多,宋代的陆游与唐婉,又是一段因“题壁诗”而流传千年的佳话。不是佳话,而是一曲悲歌。

钗头凤
陆游(宋)
红酥手,黄縢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
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

此《钗头凤》也是一“题壁诗”。宋人喜词,题壁者颇多。这是陆游的爱情悲歌,是唐婉的爱情悲歌,也是所有人的爱情悲歌。爱情故事里,没有谁对谁错,只有情分深浅,只有宿命因果。这《钗头凤》其实属于很私密的心情,却被陆游题上了墙壁。没有原因,就是想题壁。

据说唐婉见到后,伤心欲绝,也题了一首《钗头凤》,据说成为了绝笔,抑郁伤感,撒手而去。

钗头凤
唐婉(宋)
世情薄,人情恶,雨送黄昏花易落。晓风干,泪痕残,欲笺心事,独语斜阑。难、难、难。
人成各,今非昨,病魂常似秋千索。角声寒,夜阑珊,怕人寻问,咽泪装欢。瞒、瞒、瞒。

这种题壁诗,令人感涕,但今天的关注点,不是他们之间的爱情故事如何。而是,这样“情味”之下,他们词语表达方式,以及,如此这般地题壁而书。有唱有和,就相当于今天的,有发帖,有回帖。暗通款曲,含蓄以指。陆游说“我想你了你知道吗?”唐婉说“下辈子吧”。

看他们两人情书式的题壁诗,却也是一般滋味上心头。可以看出,所谓“题壁诗”其实没有主题要求的。可以有“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之机巧之理,也可以有“潮落夜江斜月里,两三星火是瓜洲”之金陵诗境。不论诗人、不论诗词、不论情味,只要你敢题。


看辛弃疾的《丑奴儿》,其实也是题壁诗。
丑奴儿·书博山道中壁
辛弃疾(宋)
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
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史上说苏辛之词乃“以诗入词”,看这个《丑奴儿》就比较清楚了,真的在以诗入词。这里的“诗”在哪里呢?其实,从“少年”说到“而今”,诗人的词语有如一种“自言自语”,道的是“我”的内心世界。上片说“少年的我”,那是一种回味状态。是沉浸,是回眸,是品味。

下片说“而今的我”,是一种沉淀之态,却也多了一份沧桑之后的圆滑,或者也叫“无奈”。与上片一样,其实说的还是一种自我心态。只是,上下片差异的,是时空的错落。所以,言“我心”、道“我思”、品“我味”,虽然使用的是“长短句”,但是词语透露出的,是“诗”。

暂时不论“以诗入词”优劣,苏轼与辛弃疾,已经用他们的作品,证明了实际效果。诗与词的差异,不在于“婉”或者“豪”,而在于“有我”还是“无我”。在于“大我”还是“小我”。或以虚实而论,诗更偏向“虚”,词更偏向“实”。此之差也决定了体裁与环境的对应。

或者,再补充一下,正常的体裁表现来说,诗更侧重于“时间”线之反复,词更偏向“空间”域之演绎。偏向于诗或者词,其实,只是这种不同之处的侧重点不同。比如,辛弃疾的《丑奴儿》,以“少年”与“而今”的二个时间点的比较来做拓展,其实就是在“以诗入词”。


 楼主| 发表于 2025-6-14 20:45:18 | 显示全部楼层
这些对诗词品味的深度认知,才是诗学真正的底蕴。这需要在写作实践中,不断地比较、鉴别、理解、贯通、运用。如此,应对不同的体裁、不同的主体、不同的语境,以及面临不同的营造环境,案书或者题壁,高吟或者浅唱,才可以从容选择,自如拿捏,轻松地驾驭开来。

今天我们觉得“题壁诗”是一种张扬,而古人觉得那是一种正常。那时候没有媒体,又不能出版书,题诗于壁上,也是一种传播的渠道。我们所见的,是诗人题壁时候的洒脱与浪漫。而题壁而诗的诗者,则沉浸在自我世界中。或可有推诗传名的目的,但多数还是“情动于衷”。

过去人不会羞于笔墨,因为以前的读书人,个个都是书法家。尤其是那些考取功名的士子,都是千里挑一的俊才。写字,那就是最大的面子。如果字写的不好,秀才都做不了,何来以后更高的功名。所以,题壁之时,当然不会因字不好,而羞于献丑。出人头地是文人宗旨。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同样适用于题壁诗。写诗的底蕴,包括敢于题诗的胆气,皆来自于平时寒窗苦读,潜心修炼。临场,临景,乘兴而题,属于现场激活。或酒后,或兴起,或舞剑,或悲愤,或凄婉,或曹操那样的“沧海横流”,将天地铺为纸,大袖挥舞,一吟龙啸。
 楼主| 发表于 2025-6-14 20:59:14 | 显示全部楼层

读万卷书时面壁,行万里路时题壁。诗人考量的是如何激活诗意,题壁,只是一个借口,没有壁,可以红叶题诗,还可以题绢上,衣上,帐上,等等,自有风味。没有壁,可以红叶题诗,还可以题绢上,衣上,帐上,等等,车上,对!岳母刺字,也等于是一种另类的“题壁”。

李白的“千里江陵一日还”,没有题壁。但是将千里铺为壁,诗已题千年。诗人哦,不可能真的局限在“壁”上。以月光为笔,以大地为纸;以彩虹为笔,以青天为底;以黄鹤为笔,以白云为羽。所以,题壁诗,就是题天下。只要心中有诗,天下可题也,何况“题壁诗”乎。
 楼主| 发表于 2025-6-21 20:41:25 | 显示全部楼层

舍得之间诗派 系列诗学理论之三十五

题目:小议比兴

序引

因为喜欢诗,我们就读诗。因为更喜欢诗,我们就写诗。于是,我们就沉浸在诗的世界中了。如此,我们就必然好奇,诗的来源是什么?本质又是什么?途径是什么?向远古望去,那里有六个字:“风、赋、比、兴、雅、颂”。这就是六字真言,也称诗之“六义”,或“六诗”。

所谓风、雅、颂,是指《诗经》按音乐划分的三个类别。也可以理解为诗歌的风格品性。以音乐论,风,指国风,即西周时期各国民间歌谣;雅,分为大雅与小雅,相当于后世的大曲与小曲;颂,赞颂,多为祭祀、祈祷之乐歌。而“赋、比、兴”,则是指诗歌主要表现手法。

诗之“六义”以及“诗言志”,史上方家所论芸芸,不一而足。我们也会从基础概念说起,但却不想局限在概念定义的范畴里。而是,在基础认知的前提下,努力尝试一下突破。或者说,努力换一下角度,重新审视如此之“风、赋、比、兴、雅、颂”,如此之“诗言志”。


 楼主| 发表于 2025-6-21 20:42:38 | 显示全部楼层

一,比兴本色

对于诗之“六义”的解释各说纷纭,所论不同。据唐代孔颖达称,一般情况,把“风雅颂”列为一类,称为“诗篇之异体”;列“赋比兴”为一类,称为“诗文之异辞”。风雅颂是诗之“成形”,赋比兴是诗之“所用”。“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非别有篇卷也”。

近代学者朱自清《诗言志辨》则认为,风、赋、比、兴、雅、颂(注意六字顺序)原来都是乐歌的名称,合之为“六诗”,此为以声为用。而《诗大序》称其为“六义”,则是以义为用。对这“六诗”或者“六义”有一个最基础的了解,也利于我们之后的诗学之路,走的更明确。

很多概念,都属于历史考证,史上名人说的,值得重视,但也不用全信。我们还应该有自己的认知。我们自己又该如何去认知这些基础概念呢?首先是参详前辈所论,再就是要“顾名思义”。很多事物,其“名”必然对应着其“义”,比如“比”字,至少有“比喻”的意思。

而赋比兴的“比”,只是含有但并不完全等于“比喻”的意思。它还含有“类比”之意。总之,就是形容对象的时候,有一个参照物。相比、比较、类比、比喻,其实都可以归类“比”之中。“比”与“兴”这样的修辞手法,不同于“赋”的直说,所以,属于“含蓄”之本源。

我们常说的,中国诗语特点,就是“有话不直说”。不直说又该怎么说,那就去“比”,去“兴”,含而蓄之,比而兴之,辞尽意不尽,意味在其中。所谓“比”,用于比喻,所比之物须非同类。也就是,不同类的事物,才可以用来比喻。比如“美人如花”“岁月如梭”。

关于“兴”,古人又说“兴者,托事于物,则兴者起也,取譬引类,起发己心,《诗》文诸举草木鸟兽以见意者,皆兴辞也”。也就是,所谓“兴”,就是先言它物以切入主题。我们一再提起“古人说”,这是我们尊重传承。因为,经典的智慧语录,奠定经典的认知渠道。

关于“诗义”,风雅颂也好,赋比兴也好,最终都是诗味的体现。因诗而起,为诗而生。我们只需要记住,诗语,可以有各种表达方式,或明、或暗、或直、或曲、或理、或趣、或礼、或情、或叙、或代入、或他指。其实就是表达方式的多样化、多维化、多面化、多层化等。

其实,更多的文献资料,几乎都是概念化陈述,包括我上面引用的一些。即使也有分歧与不同,但,这种对“风雅颂”“赋比兴”的概念阐述,都属于文学式的阐述。而我们研究诗学,就得突破“文学”界限,突破“概念”篱笆,而以诗学的角度,去重新审视,重新定义。

万变不离其宗,任何事物,不论说的多么天花乱坠,它都必然有其本源。其实,这种风雅颂之说,赋比兴之说,还有什么《毛大序》等等,皆来自于一个诗集祖本《诗经》。《诗经》之分“风雅颂”那是一种分类,或以曲分,或以辞分。至于赋比兴者,皆为《诗经》读者云。

九寨:
钗头凤. 人到中年
文/九寨

机随手。公园走。呼朋携友秧歌扭。着装俏。余花貌。欢歌一曲,泰迪怀抱。笑、笑、笑。          喝文酒。结诗友。律绝词谱桌前守。良师导,常投稿。几经磨练,锦章登报。傲、傲、傲。

所以,前人总结的“赋比兴”,是基础认知。就是写作表现的不同“渠道”而已。最值得玩味的是“比”与“兴”,其实,尽皆属于一种“暗指”。如恋人初次约会,难为情,就说“今晚的月亮真好看”。其实就是想说“今天的你真好看”。“那处花草好香”就是想说“你好香”。

有些话我们想说,但又有一些顾忌。比如给别人提意见,说看法,但不了解对方(尤其是领导)想法,就只能委婉的说。不直接说,那是给自己留余地。但是又想让对方明白,所以就只能“暗示”。暗示内容不同,方法自然不同。负面的,多采用“比”;正面的,多采用“兴”(即是东汉郑玄提的“比刺兴美”)。

前人们,总是把“诗学”等同于文学。而实际上,文学是解释不了“诗学”的。我们读起来那些词语,总是觉得聱牙佶屈,总是觉得自己太浅薄,理解不了那么深奥的学问。事实上,不是我们浅薄,而是他们不通。做个文学博士,用功就可以成。而做一个诗人,非灵性不可为。

甚至可能,把文学研究的越深入,离诗的境界就越远。因为,我们可能被某一句唐诗宋词所感动,而文学博士们不会。他们烂熟于集,已无初心。故,严羽说“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所以,如果喜欢诗,一定要警惕“木匠做枷”,警惕“文学陷阱”。

诗学与文学最大区别是,诗学“讲感”而不“讲理”。文学是“讲理”不“讲感”。诗学的“感”,可以脱离理性支撑,有感即可。文学的“感”则必须有理性、有理由、有来源。所以,文学具有“可信性”,而诗学不具有“可信性”。也就是,诗学归于天籁,文学归于世俗。

赋比兴的“赋”具有文学属性,开宗明义,直陈核心。“比兴”概念,则是超越文学层面的,它属于诗性范畴。因为,仅仅“比喻”一词,文学上都很难阐释清楚。两个不同性质的“事物”,它们怎么关联起来的,怎么就构成“比喻”效果了?文学,只给出结论,不提供理由。

而以诗学角度解释,就简单了。凭感觉啊,理由就是这样简单。娇艳的苹果,与娇艳的脸蛋,以我们诗意的感觉,那就是一样一样的。所以,我说苹果的时候,红扑扑的,可能就是在说美女的脸蛋。我说脸蛋的时候,可能就是在说苹果。这种诗学上的感觉,我们叫“通感”。

例如,当文学家们阐述文学修辞概念的“比喻”时候,说什么“明喻、暗喻、类喻、借喻、对喻、博喻、简喻、详喻、引喻、虚喻”等等,五花八门,而在诗人角度,就是“通感”,不同背景下不同形式的“通感”。而我们学诗时,如果以文学方法去学,则只能在文学层面打转。


仅以文学格局、途径、方法,是学不成诗学的。所以,文学教授们讲诗词,只能讲历史、讲故事、讲诗人经历、讲写作背景,他们就是不好好讲诗。提到诗也只是说什么“意义”。说写作技巧也都是“文学化”的“技巧”。比如各种形式的“比喻”,概念无数,毫无价值。

我不是说某些文学老师,而是说所有的文学业者。我也热爱文学,但我知道,文学一定不是诗学。或许,阻碍我们学诗的,不是我们的“笨”,而是我们轻信了“文学”,被文学所限。看古代文学家论诗可以,因为他们就是诗人。而当今文学家,不是诗人,他们讲诗的文学性可以,诗性不行。

传统的各种文学修辞,我们应该学习,以及了解,那属于基础的文化素养。但是一定不能局限,一定要记住:“文学”不等于“诗学”。我们看重“比、兴”的,是其所折射的诗学特性,而不是具体方法。因为,诗学方法是没有定数的。只认“规律”,不认“规矩”。


 楼主| 发表于 2025-6-21 20:43:18 | 显示全部楼层

二,诗学比兴

我们以诗学的角度,看待“赋比兴”,其实就是“通感”在起作用。“比”与“兴”也没有绝对的界限,也没有绝对的概念差别,只是关联方式不一样。说“脸蛋像苹果”,或者以“苹果代替脸蛋”,都属于比喻的“比”。而先说苹果,再说脸蛋,则这种方式,就是“兴”。

所谓的“比”与“兴”,其实都体现了一种“关联”。如前例,也就是“苹果”与“红脸蛋”之间关联。这种关联,一定是感性关联。如二者的某些特征是相似或者一样的。苹果是圆的,脸蛋也是圆的,苹果是红的,脸蛋也会红。苹果与脸蛋是不同的物质,但这些特征一样。

《诗经》“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关关”是水鸟鸣叫的声音。雎鸠是一种水鸟,相传此种鸟有定偶。先说雎鸠发出关关之声求爱,再想到,这君子(男子)也在求爱,他们这是同一类的行为啊。所以,先说关雎而后说君子,这就是“兴”的手法。

“兴”在诗词创作中,被普遍使用。其实,写作时,我们往往先铺垫一定的景色氛围,这种“氛围”,呼应上诗人的情感味道,也属于“兴”的表现。也就是,先说景,后说情,景含情味与情同。从“景”过渡到“情”,就是一个“兴”的过程。或者从“客观”兴而到“主观”。

赋比兴的“兴”,还有一个读音问题。兴字有二个读音,一个是下平(平声xīng),一个是去声(仄声xìng)。“兴”在赋比兴中使用时,本来是“兴起”意思,动词,取平声。叶嘉莹(网络采纳)认为,这“赋比兴”代表诗歌三性,已经被用作了名词,应该是去声,按仄算。

舍得不赞成这样的理由。“兴起”与“兴致”毕竟不一样。强行把兴起的平音“兴”读成兴致中的仄音“兴”,有一种字义的混淆感。而实际上,赋比兴三字,虽然已经被概念化,也会被当名词使用,但他们本义,还是动词。因此,否定叶嘉莹的说法。这里的“兴”,平读。

历史上,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以及郑玄《毛诗笺》等等,均对赋比兴有所探讨,而且观点有冲突。参详之后发现,他们的阐释角度,都是从文学性的角度来说。近现代一些学者,也不例外,更是把简单问题复杂化。历代学者,将诗学问题文学化,肯定无益于诗学。

我们把“比兴”也分为两种,一种是“文学比兴”,一种是“诗学比兴”。文学领域,侧重资料、侧重考究、考究关联,追寻脉络;诗学领域,侧重贯通、侧重联系、侧重于一以贯之,不拘时空。二者完全不同。故,区分于文学性与诗学性,就是为了让诗写的更有“诗味”。

所谓“诗学比兴”其实已经脱离所谓比兴概念的范畴,因为在诗学领域中,世俗所不解的疑问,诗思一步到位。文学特点是“唯他”,而诗学的特点是“唯我”。文学与诗学的审美梯度也不一样,文学侧重客观的真实“美”,诗学侧重主观的感受“美”。文学主导不了诗学。

明白“诗性”区别于“文学性”,才可解码“诗”、驾驭“诗”、创作“诗”。诗学理论,也应该脱离“文学性”,否则毫无价值。换一种说法,文学性属于“世俗”,诗学性属于“神思”。文学可探,而诗学无解。再或者说,这两者根本就不是同维度的物事,有维度差。


 楼主| 发表于 2025-6-21 20:54:54 | 显示全部楼层

所以,“赋比兴”这样概念,其实,只具有文学意义,陈述一些概念而已。用于诗学时,若论述诗史,编撰资料等等,也不可缺少。但于诗学创作而言,并无多少价值。诗学比兴之思维特色,则可一以贯之、灵通古今、虚实过渡、阴阳滋生、往复逆时、形神兼备等等灵性思维。
私以为,习诗者,反而更应该重视的是“风、雅、颂”。如果说赋、比、兴只是“手法”,那风、雅、颂则是“领域”。因为,诗人需要的不是“手法”,而是“悟道”。诗学上任何“手法”都是只可意会而不可轻传。甚至,所有的所谓“手法”“招数”“技巧”只能自创。

完善一方世界,需要的是全元素,全变化,全移动,不论时间还是空间。作诗,就是创世纪,就是开天下,诗人就是造物主,是总设计师。所以,所谓“比”,所谓“兴”,并不足以承担这天地之演变,这沧桑之流转。也因此,诗人,至少先拥有这一方天地之胸襟,之豪气。


 楼主| 发表于 2025-6-21 20:55:45 | 显示全部楼层

三,以诗证道

我们谈论诗,探诗理,研诗道,创诗法,只是以“诗”的名义来探究这个世界。有人说“诗乃小道尔”,吾不置可否。诗乃为何道,不取决于诗,而取决于“我”。视之以形,可谓小道;透之以慧,则为大道。诗亦如“分界岭”,仙凡之界、佛尘之界、智愚之界、维度之界。

诗的“两界性”,也是诗学区别于文学的重要节点。文学立足于“现实”,文学是一种视觉写照,而诗学是一种思度突破。非写实不足以文学,非奇思不足以诗学。文学也可以飘逸,也可以想象,但其根基必然深扎大地泥土之中。而诗学,却只带有土壤气息,俨然飞天而去。

其实,古人留给我们的“诗之源”,只是《诗经》这样的诗集,如何判断如何界定,都是后人之见。包括所谓“赋比兴”这样的表现之分,也是一种后来学者的智慧总结。数千年来,这些智慧滋养着中华。若在以往,我们是诗国,诗学的氛围不须解释,那种“意会”足以各悟。

当今的中国已然不算“诗的国度”,能维系住“诗”这个字的,仅仅是汉字而已。所以,本真的诗学氛围已然不存在。因为失去了“意会”,所以全民迷茫。而我们身上依然流淌着诗的血液,诗的基因,所以,我们本能地想要突破,甚至臆想创新,希冀着探寻诗学的“回归之路”。

古人讲诗,其实是“不讲理”的,他们就是让你去“意会”。从诵读开始,从写作开始,一切都交给每一个本体的“你”。开始,我也以为这是古人的文化不发达,没有西方社会“理论研究体系”。后来我才发现,中国诗,是超然于理的,超然现实之理,这竟是一种“天慧”。

所以,古人才会以“意会”的方式去传诗。所有诗之“形”方面的讲究,都是为了“美”而来。所有表现的技法,也都是为“美”而生。中国文化是什么,都认为是儒释道,是各种百家学说。其实,中国文化之根本,就是一个“美”之学说。美的诉求,决定中国文化之根本。

今天论“比兴”,看似说一种写作手法,其实,揭示一种“理脉”。这个“理脉”是超出现实世界认知的,所以,我们只能说“比喻”,却解释不了“比喻”的原理;只知道“兴起”,却不知道其关联的逻辑。因为这些“理脉”是超然于物的。相当于一种高维度的观察视角。

在以往的中国,为什么没有人嘲笑诗人,反而人人敬仰,羡慕争学。不仅仅因为“学而优则仕”,更是因为,诗人的意味,形于“美”、近于“神”、启于“思”。中国文化的兴起,源于诗起。中国文化的堕落,源于诗落。所以,当今人们“审美”已遗失,当然也看不清诗。


 楼主| 发表于 2025-6-21 21:01:36 | 显示全部楼层

所以,诗学于我们而言,首先是“美”、其次是“慧”、再而是“用”。孔子施教,首推为“诗”,仅仅这种见识,他就无愧于圣人之称。下面引用一下孔子所云,以省我思。《礼记》之孔子曰:

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

关于“比兴”议题,因为篇幅有限,只能小议之。舍得个见,抛砖引玉,以期获得各位高见。今天讲座就到这里,我们下周六见。


 楼主| 发表于 2025-6-28 20:24:46 | 显示全部楼层

舍得之间诗派 系列诗学理论之三十六

题目:诗若谪仙


序曲

但凡爱诗人,皆有成仙梦,一步到蓬莱,摇篮花不罄;但凡爱诗人,皆有社稷梦,拔剑安天下,边塞将军令;但凡爱诗人,皆有亲情梦,方外一秋蓬,红豆相思镜。飞花皆是诗、飞泪皆是诗、飞书皆是诗,丝丝皆牵挂,夜夜心不静。一声琴语银河渡,万里相思思成病。

一,横渠四句

吾尝游历长安大明宫。满目废墟,遗迹遍地,不胜唏嘘。仰天长叹之际。忽见一流云,如一出鞘长剑,横陈天际。自西南跨东北,惊悚异常。须臾,当午烈日将含云中,俨然,流云含日,剑拔西南。吾百思不得其解,所寓何意?几年过后,忽然顿悟,那是“谪仙太白之剑”。

今人说起唐诗,第一个想到的,必然是李白。不论唐诗高人有多少,不论水平多精湛,第一人,肯定是李白。李白有“三绝”,一个是诗,一个是酒,一个是剑。当然,他自己认为的本事更多,比如自诩拥有“治世之才”。可惜了,皇帝老儿只相信他的诗,却不相信他能治世。

皇帝不信,粉丝信。比如一个叫魏颢(魏万)的超级粉丝,作《李翰林集序》,极尽惊羡之辞“自盘古划天地,天地之气,艮于西南。剑门上断,横江下绝,岷峨之曲,别为锦川。蜀之人无闻则已,闻则杰出,是生相如、君平、王褒、扬雄,降有陈子昂、李白,皆五百年矣”。

忽然想起长安所见之“剑云含日”。异象,必有来源处。吾等肉眼凡胎不得其解,只能归之于“仙”。历代诗人万万千,唯有李白称为仙。再看魏颢言“白与古人争长。三字九言,鬼出神入,瞠若夫后耳”“年五十余,尚无禄位。禄位拘常人,横海鲲,负天鹏,岂池笼荣之”。

李白确实热衷于权位,但是他的风格秉性却又不容于官场。其实,很多诗人都这样,士子信念,就是“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但是很多大才之人,又偏偏不得志。这说明一个问题,也就是,这些诗人所谓的“货与帝王家”,真正目的,只是想效力这个国家,这个天下。

“心怀社稷”的愿望,是中国所有文人的共性。尤其是作为一个诗人,他的“士子之心”会更加浓郁。或许红尘中,要么被利益熏心,要么被酒色沉沦。但是,以天下为己任,肯定是所有人的初心。李白如此,杜甫如此,李商隐也是如此。而后宋时的“横渠四句”正是反映如此。

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体制,虽然掌权的人不一样,但是“朝廷”的意义却是一致的,天下中枢,社稷担纲。即使封建帝王时代,也是“皇家无私事,家事即国是”。为朝廷效力,就是为社稷为国家,正如横渠四句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这“横渠四句”近来争议很大,一些人推出胡适的观点,声称胡适言论:“怎么叫为天地立心?天地本无心,是读书人非要替天地立个心”。一众之人皆赞胡适逻辑强大,揭露了“四句”之本质。如此,我们也应该好好看看,这种反“横渠四句”的观点,是怎么个理由:

“为天地立心,是树立道德独断;为生民立命,是做官最好的借口;为往圣继绝学,是手握一切真理;为万世开太平,不过是迄今被画出来的最大一张饼。”----大家看出来没有?胡适所谓的“强大逻辑”,其实只是一种“臆断”,根本没有任何逻辑论证与推理,没有任何因果律。

“为天地立心”,这个“心”,其实是天人合一的大道规律。“为天地立心”,就是“为天地而立心”。注意这个暗含的“而”字,立的是学人之心、士子之心、爱自然爱人类之心。这样一个学富五车的学者,不可能不懂中华汉语,他只是故意曲解成“是读书人替天地立一个心”。

以西方“逻辑”的名义,来曲解中国文化的“意蕴”,是胡适这类伪西洋人士的手法。而事实上,如果用“逻辑方法”去论证他的结论,反而没有任何严谨的“逻辑”,无任何证据链条支撑他的言论。他们只是借“逻辑”之名反中国文化而已,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真正“逻辑”。

诗人们追求仕途,其核心思想,追求的是“横渠四句”之愿景。若果秉持着“为天下”这样的理想,当然不愿意谄媚权贵,不愿意随波逐流。所以,他们在官场往往混得并不如意。或许最后脱离官场,或许最后落魄江湖。不是他们不懂人情世故,而是风骨犹存,不改初心。

素酒:
他们的初心,往往都很大,“为万世开太平”是中国诗人们(文人)最执着的一个“梦想”,相当于今天提倡的“中国梦”。其实,每一个诗人都怀有这样的“宏志”。这种想法,是那么的干净,那么热诚,那么真善美。甚至,纯净的让世俗之人不敢直视。当然也是试金石。

民国之前,从来没有人,认为为万世开太平是“画大饼”。怀揣这样梦想的,基本就是两类人,一类是历代“帝王”,他们希望“家天下”永世昌盛。另一类是“诗人”,他们希望“诗天下”永世昌盛。或许,每个人都知道,这种万世太平“不可能”,但是,大家都寄以希望。

也因此,张载,作为北宋思想家、教育家、理学家、诗人,所提出的《横渠语录》“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道出的是历代有识之士的理想目标。这种理想,也是一种信仰,是独属于中国人的信仰。历代先贤以及圣人,莫不以此为愿景。

如此看,但有此心,皆为“谪仙人”。不止是李白,其实,历代学人们,每一个都是“心比天高,命比纸薄”。为什么心高,因为怀揣着天予使命。为什么命薄,因为突破现实的代价是沉重的,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就是士子之心。收起你的理智吧,诗心即天心,我命只由我。


 楼主| 发表于 2025-6-28 20:25:27 | 显示全部楼层

二,太白酒楼

天下间分布有无数个“太白酒楼”,酒楼的匾额上都写有“太白遗风”。那酒楼的“太白”,是李白的字“太白”,还是天上的太白金星之“太白”?其实,李白就是太白金星的转世。这个是李白母亲证实的。李白出生时,恰好有一流星飞来,李母确认过眼神,那就是太白金星。

太白金星原名叫李长庚,安徽亳州人。修道而成仙,拜太上老君为师。又因贪吃酒而犯天条被贬谪到凡间。来到人间就是这个“谪仙人”李白了。啥都可以忘掉,就是这个酒不能丢。所以,“酒”就是李白的生命线。后来,据说遇到纪姓老人,留下一段故事,成就“太白酒楼”。

诗人与酒,我们论述过这个话题,我们醉其名曰《对酒当诗》。其实,所谓“太白酒楼”多是借借仙气而已。醉意朦胧,腿软身晃,飘飘若仙。李白喜欢写酒诗,是否也在借酒劲儿,直入仙境,不得而知。但“酒”这东西,确实有仙气儿。只是各有各的懵圈,各有各的仙味儿。

李白被贺知章称为“谪仙人”。都以为他以诗成仙。其实,李白这个仙,是靠酒成仙的。所谓仙,就是进化成大本事的人。可长生不老,可飞天而去,尤其是人品一定要真善美,非凡之品德,否则就不是仙而是妖了。人+山=仙,山,等于避世、等于修行、等于唯我唯心。


 楼主| 发表于 2025-6-28 20:48:55 | 显示全部楼层

所以,所谓修仙,就是修心。而“酒”是一种神奇的东西,它可以无声无息之间,让你暂时失聪,让你暂时失明,也就是阻断了你接收外来信息而不觉,从而进入一种“自我”状态。所以,醉人醉语,酒壮人胆,皆是因为酒隔断了你对外界的感知。当然也阻断了外界的威胁感。

外界的“威胁感”被酒烧没了,人就大胆了。外界的“约束感”也被酒烧没了,人就放纵了。当然也等于自我放飞了。太白酒楼就是这样一个“放飞自我”的好地方,一壶太白老酒下肚,飘飘欲仙。因为放飞了自我,所以,才有了所谓的“诗”。李白诗中仙气,其实是酒气。

以李太白之名的“太白酒楼”,其实是一种另类的修行之地。它至少让人们知道,还有这样的临时脱困红尘的地方。脱困现实,而让灵魂放飞,这个状态下如果不作诗,都辜负了那太白玉液佳酿。喝酒,未必只有太白酒楼,只要有酒,就无视红尘,就可以超然之世。比如天上月亮,就经常成为诗人的座上客。

月下独酌
李白(唐)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
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
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
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
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

小时候读这诗,总是在疑问,“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哪里有“三人”啊?后来才慢慢明白,确实是“三人”。月亮就是一个人,诗人的影子也是一个人,加上诗人不就是三人嘛。而且这三人,酒后还互动频繁“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

李白的诗中,最多的是“酒”和“月”。喝酒的时候“唯我”、对月的时候“唯心”、作诗的时候“唯美”。李白甚至给自己儿子起的名,也叫“明月奴”。《古朗月行》就是在纯粹地写月亮。写观感、写传说、写评论、写情感。这其实也是一首“咏物诗”。这个物就是月。

古朗月行
李白(唐)
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
仙人垂两足,桂树作团团。白兔捣药成,问言与谁餐。
蟾蜍蚀圆影,大明夜已残。羿昔落九乌,天人清且安。
阴精此沦惑,去去不足观。忧来其如何,凄怆摧心肝。


若以章法来论这首诗,我们不如两句化做一句,两联化做一联。如此依然构造了“起承转合”这四部分。以其四句为一联,这首《古朗月行》的层次就按照“起承转合”的分布,很清晰了。也因此我们知道,句数多少,字数多少,都不是影响章法的因素。诗体谋篇自有规律。

不论是喝酒也好,对月也好,或者打坐参禅也好,其实,都是让人心灵的一场回归之旅。形式不同,归途一样。而“诗”如幽灵使者,它的作用就是贯通所有。或者说,诗的通感,是“一以贯之”的大道之音。孔子能提出“一以贯之”,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酒,但一定缘于诗。

人们爱酒,其实就是一种解压;人们爱去太白酒楼,就是对仙的敬仰。喝酒不一定成仙,或者只能短暂成仙。而修炼诗道,则一定能成仙。世上的“诗仙”其实不止李白一人,但凡爱诗者,皆是诗道仙。因为,当你创作一首诗的时候,你就是在构造一方世界。你无疑是在造物。


 楼主| 发表于 2025-6-28 20:50:11 | 显示全部楼层

三,仙境诗语

别山僧
李白(唐)
何处名僧到水西,乘舟弄月宿泾溪。
平明别我上山去,手携金策踏云梯。
腾身转觉三天近,举足回看万岭低。
谑浪肯居支遁下,风流还与远公齐。
此度别离何日见,相思一夜暝猿啼。

诗仙寥寥数笔,就把一个高僧的风度描绘出来了,佛学高深、诗酒啸傲、行迹飘忽、举止不凡、潇洒自如。最重要的是,这高僧的佛意先不说,仙气儿却很足。这是以仙人的视角,来看待和尚。所见即所思,所诗即所心。所以,看到谁不重要,所有所见皆是序曲,所思才是真。

一般地,把和尚道士隐士这类人物,称为“方外之人”。《庄子-大宗师》中孔子与子贡的对话:“彼游方之外者也,而丘游方之内者也”。庄子说的“方外”,其实就等同于佛家的“出世”。或者是我们常说的“超尘脱俗”。就是一种脱离俗世烦扰,云水禅心,绝世独立。

出世如何,入世如何,不过是一念之间而已。仙凡之间,不是天人之隔,其实,也只是一念之间。这一念的名称,叫悟。本来,今天的讲座打算讲一下《八仙过海》,说说那八仙的个人经历,磨难之后成正果。转而一想,李白这个谪仙更贴近我们。诗道,才是真正通仙之路。

我们经常强调时空与维度,强调那种“神性”。但也会带来疑虑,那种“高级维度”,那种“逆反时空”,好像离我们很远,或者,根本就不存在。是否存在且不说,我们只须俯身看去,那蝼蚁眼中,其实也看不到我们,那井中之蛙也看不到我们,它们以为它们就是全世界。

我们看李白的诗,以为他只是想象力强,爱胡思乱想。如果我们全体都是井底之蛙,那李白,就是那勇敢的,跳的更高,能看一眼井外世界的“蛙”。他借着酒劲儿,能量满满,奋然一跳,他看到了那“黄河之水天上来”,也看到了“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

不用去羡慕李太白,因为李白与我们的差异,其实也只是“一念之间”。这一念,就是那井蛙出井的“奋力一跳”。清代诗人陈抟有一诗《惊神傲龙》,其曰“金麟岂是池中物,一遇风云便化龙”。所以,我们所差的,也只是一颗“诗心”。世上所有神仙佛道,皆是诗心之别称。

我们再来看一首比较特殊的体裁。七言三韵诗。
送羽林陶将军
李白(唐)
将军出使拥楼船,江上旌旗拂紫烟。
万里横戈探虎穴,三杯拔剑舞龙泉。
莫道词人无胆气,临行将赠绕朝鞭。

我们习惯了七言八句的“七律”,也习惯了七言四句的“七绝”,却很少见这样的七言六句。再看它的平仄好押韵,却又完全符合平仄谱。也就是“六句律诗”。这种六句律,把玩一番也蛮有趣。比较而言,格律上看,它彷佛就是把七律的颈联抽掉了,而尾联的平仄却不变。

再或者,它就是一首后二句对仗的七绝,而后,再“失黏”地补充二句。平仄格律上如此处理,诗意分布就要跟着句数的布局走了。诗仙就是诗仙,我们奉为圭臬的“格式”,就这样被诗仙给混淆了,我们还无言以对。你说气人不。但是至少让我们意识到,我们确实是井蛙。

我们的习以为常,不能当做规矩,否则这种“规矩”,就会把我们牢牢地锁困井下。我们的理所当然,也不能理直气壮,因为广袤的大世界,分分钟会打我们脸。所以,我们的字典里,一定要把“可能性”留下来,把“不可能”删除掉。这世界,只要你想了,就注定有可能。

如此认知,我们就理解了,李白为什么称为“诗仙”。因为我们的固守观念里,充满了“不可能”。我们的信念是,“不相信”。而在诗仙那里,就没有“不可能”这几个字。诗仙最喜欢说的是,“我信”。信了,诗就有了灵气。信了,诗就有了生命。信了,仙气就扑面而来。


 楼主| 发表于 2025-7-5 20:06:01 | 显示全部楼层
舍得之间诗派 系列诗学理论之三十七

题目:君子之风
序曲

寻常所说雅和俗,其实是一个美学意义的概念。有学者以“统治阶级”及“被统治阶级”来划分。即,雅属于统治者、士大夫文化精英阶层,是正统的,雅正的;俗属于被统治者、平民百姓大众文化层面,是世俗、俚俗、与浅俗、粗俗的。以阶层来看雅俗,吾知其源,却未苟同。

以“阶级论”来区分雅俗,看到的只是表面,或者是过于简单化地认知雅与俗。虽然雅正之“正”就是“政”,但引申繁衍之后,所谓的“雅”与“俗”只是文明程度不同而已。一般而论说,雅俗之分,就是文化教养程度的不同。有知者雅,无知者俗;正念者雅,邪念者俗。

 楼主| 发表于 2025-7-5 20:06:40 | 显示全部楼层
一,梅兰竹菊

如果想了解什么是真正的雅,那么就看一下“四君子”。四君子者,梅、兰、竹、菊也。以花木来称“君子”,是典型的中国文化之本色。寄思于物、道法自然、物我两忘、以拟当真。其实,把花木人格化,也属于一种“崇拜自然”。这种原始的自发宗教的延续,最本真也。

道家“道法自然”就是彻底的自然崇拜观。而将大自然的万物赋予人格化,就出自于这种“自然观”,那么,花中君子、金石精神、岁寒三友,以及类似于“梅妻鹤子”等等现象就好理解了,皆属于人归自然,自然如我。这种“自然观”就是一种认知升华,也属于一种“雅”。


所谓君子者,也就是“雅之士”。它意味着一种教育程度的素养,文明层次,认知高度,以及道德感。自《诗经》以来,诗分为“风、雅、颂”。而实际上,但凡为“诗”皆属雅也。也就是,只要归类于“诗”,那就是雅。诗,也因此成为雅的一种代名词,即使是“国风”类民诗。

凡诗皆雅,乃舍得对诗一种认知。因为,一旦言诗,即言心也;一旦言诗,赋比兴也;一旦言诗,即神思也;一旦言诗,温良敦厚也。诗,本身就是一种修养。非苦修不得成诗、非雅静不能入诗、非巧妙无以神视角、非纯真无以透世界、非唯心无以越万里、非大志无以跨千年。


 楼主| 发表于 2025-7-5 20:09:10 | 显示全部楼层

以诗人的视角看待世间之万物,以诗人的德行评鉴风物之高下,入青眼者,即君子也。所以,梅、兰、竹、菊所以入列“四君子”,其实是诗人的评选结果。因为这种君子化的称谓,本身就是一种诗意。这“四君子”第一特点,当然就是“雅”。诗人说它雅,它就只能是雅。

所以,我们认知概念中的“梅兰竹菊”,已超脱了现实中的小花小草之实观,其实,它们已经属于一种“意象”。比如梅花,现实中不过是一朵朵很小很小的花朵,其实一点都不起眼。但是,它成为诗意中的“君子”意象之后,你再去看它,就会肃然起敬,啊,凛然君子也。


 楼主| 发表于 2025-7-5 20:56:57 | 显示全部楼层

花还是那朵花,赋予了诗意,它就入了诗境。寻常人看到它,也不以为奇,树丛小花而已。诗人看到它,则会眼前一亮,它会立即将诗人带入诗境之中,展现出它“意象”之特征,“不屈”“坚忍”“凌霜”“傲雪”“孤标”“不屑”“清高”等等,其实,皆“自我暗示”也。

这种自我暗示,也相当于一种“自作多情”。植物本天然,自于风中立。多愁善感的是诗人。诗人,其实也不是真的去“娶”梅为妻,只是一种诗境醉意而已。这种醉意,甚至不属于那种“比喻”的文学修辞,而是一种“沉浸式诗感”。诗人的“诗感境界”,独立,且通感。

也正是这样的“沉浸式诗感”,才造就了所谓的“雅”。只要提到“雅”字,我们会发现,它意味着一种“距离感”。但凡所雅,必有所距。雅有很多表现,如高雅、典雅、和雅、清雅、古雅等等,这么多的雅,都体现了一种“卓尔不群”的气质,不群,就是与所有人都保持距离。

比如这梅花,所以被称为“君子”,它也表现的“不合群”。我们写诗的时候,有一种特殊格式叫“偷春格”(律诗把颔联的对仗,提前放在首联。即首联对仗而颔联不对。)就是取梅花偷春早发之寓意。与之相对应的菊花也一样,同样被列为君子,它是“我花开后百花杀”。

而兰花,最重要特点就是,在于“静”,在于“幽”。兰本身没什么意义,同样,也是因为被赋予了诗意,就成为了君子。兰花之贵,在于移兰入室,在于入室添香,于是就构成了“室雅兰香”。梅、兰、竹、菊它们所以被推崇为“君子”,在于高、标、远、静、幽、雅、纯。

或许大家都知道“四君子”是什么,也知道“四君子”意味着一种“雅”的品位。但不一定知道,这“四君子”就是诗。它们是被诗人册封的,也自然属于诗的境界。梅花、菊花、兰花、还有个“竹”,这个竹就更优雅了,它几乎就是诗人灵魂一般的存在。比如苏东坡就酷爱它。

东坡先生有一诗:
於潜僧绿筠轩
苏轼(宋)
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
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
人瘦尚可肥,士俗不可医。
旁人笑此言,似高还似痴。
若对此君仍大嚼,世间那有扬州鹤。

“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可谓是经典永流传。世人皆知东坡先生爱吃肉,那“东坡肉”在吾等肉食者同道看来,也实在是极品美味,肥而不腻、汁香肉嫩、欲罢不能、大快朵颐。即使如此,如果提起了“竹”,东坡居士会忍痛割爱,选“竹”而弃肉。居有竹胜于食有肉。

有趣的是这尾句“若对此君仍大嚼,世间那有扬州鹤”。这里的此君就是指“竹”了,而扬州鹤,大约就是“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的扬州鹤了。说到“竹”,那大雅之风,从建安七子到竹林七贤,皆风骨风度。建安,慷慨悲凉,雄健深沉;竹林,率直任诞,清俊通脱。

所以,提起“雅”,未必就是那种正襟危坐的严肃态。雅是一种高级,所以才有“傲岸”;雅是一种孤独,所以才有“清闲”;雅是一种风度,所以才有“俊逸”;雅是一种看破,所以才有“淡然”。回看四君子,去诗意的看,会发现,它们果然都印证着傲岸、清高、俊逸、淡然。


 楼主| 发表于 2025-7-5 20:58:12 | 显示全部楼层

二.雅俗所辨

四君子,只是印证“雅”的存在。雅,首先来自于《诗经》。其分有风、雅、颂三部分。雅,只是其一。小雅74篇,大雅31篇,此105篇合称“二雅”。雅,实则是“朝廷正乐西周王畿的乐调”,即乐曲称谓也。因为主要由贵族所作,故雅曲雅称就成为了一种身份象征。

《诗·大序》:“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读《诗三百》,我们知道“风雅颂”,而“雅”之一字,总是让我们感觉高大上。雅所以“高大上”不仅含“官方”气息,其实也意味着“正规”的意思。也就是“堂正”之意。

所以,雅正淫奢的区别,不仅有层次之差别,更有正与邪之不同,与“雅”对应的,当然就是“俗”。雅与俗是相对的概念,二者的差别是全方位的。最初的,也就最基本的差别,是音乐。“乐”在古时,尤其是先秦时,商周等等朝代,“礼”与“乐”是一个国家重典之器。


饭后遣兴
葛新平

假装绮宴桌前欢,大碗凉茶当酒干。
不忍脚伤忘蚁盏,奈何头孢折心肝。
契机戒断经年丑,诗作升华七月丹。
止饮浑如河马胃,味滋顿顿尽光盘!

因为时代千年更迭,认知的委婉攀升,我们对雅俗的认知,已经从“形式”意义,升华到“审美”修养。或者说,它属于一个美学范畴的概念。在今天看来,已经是一种审美力的区分。没有谁好谁不好的问题,只有审美取向的不同而已。雅于今天的文明而言,意义更为重要。

我们今天追求于雅,其实,更多我追求一份宁静。正如我们欣赏那梅兰竹菊,如果没有一份内心的沉静与安详,焉能领略那“四君子”的风采。这“四君子”有什么品格可言,所谓君子之风,其实映照的是我们自己的内心。心若有所企,目必有所及。心有纯粹,目光干净。

葛新平:
饭后遣兴
葛新平

假装绮宴桌前欢,大碗凉茶当酒端。
不忍脚伤忘蚁盏,奈何头孢折心肝。
契机戒断经年丑,诗作升华七月丹。
止饮浑如河马胃,味滋顿顿尽光盘!

静,是美学的一种极致,它意味着一种境界。于今天的我们来说,意义非凡。而“静”,正是所谓雅的首要标志。我们喜欢诗,读或者写诗,首要条件也是一个“静”。没有人喜欢在喧嚣闹市里题诗,没有人喜欢在激烈奔跑中题诗。甚至于众目睽睽之下,题诗都是一种压力。

静意味什么?首先意味着海纳百川。一个人有容乃大,内涵丰富,他才会表现的安详宁静,宁静致远。因为这个世界上有一种铁律,也就是,任何事物或者表现,都是偶数出现的。有虚就有实、有阴就有阳、有静就有动、有强就有弱、有美就有丑、有女就有男、有天就有地。

既然都是成对出现,那么,你表现的如此宁静,你的“动”又去哪里了?当然是你胸襟如海,腹有乾坤。所以,你的宁静,反而映衬了你的内涵之丰富,内心之波澜。你自成一界,外人当然看不出来,你的外在表现,自然是一种宁静而优雅。所以,静,其实是一种精华内敛。

不入静,就无法净。心不净,则无以雅。雅不存,必诗不在。你看那熙熙攘攘的红尘中,有几人能为一枝梅而停留?从出生的第一声啼哭,到年老的最后一次回眸,谁又肯让自己“雅”一次呢,谁又能让自己“雅”起来呢。来时空、去时空、贫时空、富时空、万般空付一世匆。

什么是雅,什么是俗呢?你匆匆的忙碌,就是俗,你偶然地宁静,就是雅;你觥筹交错,就是俗,你踏雪寻梅,就是雅;你食贪肉糜,就是俗,你居有竹林,就是雅;你迷恋名利,就是俗,你采菊东篱,就是雅。你闹心巴拉就是俗,你宁静致远就是雅。静,一定先静下来。

我们一定要静下来。静,才是人生第一大修养。静,也是所有诗歌的“背景音”。我们来看一首王维的诗《山居秋暝》,通过这诗,来理解什么是“静”境界。有时候,静,不等于无声。静,不等于沉寂。静的境界,在于心之体悟,而非其声。

山居秋暝
王维(唐)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
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

这首诗的背景就是一个字,静。整体读来,这首诗的画面感,貌似没有那么静,更多表现是“动态”更多。但是,那种潜意识之感,就是让人觉得,静。其实,空山之“空”就是一个整体极静环境。尤其是颔联“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这是一种流动感的“真静”之态。

中国传统的审美观里,真正的“静”往往都是用声音托出来的,类如“空山鸟语”之意象,类如“深夜落针”之惊响。静,不等于“寂”。本诗的前两联表现的是环境静,但后两联忽然就“喧”闹了起来,不静了?其实,这是一种“深静”之境。有如屏幕上听而不闻的画外音。

后两联的响动,其实,更陪衬了前半部的静态。也属于“以声托静”之效。前面的静,是诗人以身“入境”,后面的闹,则是诗人心思“在境”。尤其是尾联“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其自由态,完全是心境写照。《山居秋暝》山居者,焉能不静。秋暝者,即秋日晚景也。

注意颈联“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其实是一幅俗世生活照。“竹喧”竹林中笑语喧哗,“浣女”洗衣服的姑娘。生活之常态,其实,就是俗的不能再俗了。但是,此情景,经过前两联的过滤,它已经脱离现实,而成为了诗中“意象”。抽象为画面、音效、旋律,曲声。

把现实中的“俗”,经过诗人之笔的洗练,去芜存菁,归之于净,归之于静,也就归之了雅。“雅”与“俗”之间,就是这样转化的。所以,二者之间,其实仅仅差的,就是“诗化”。不论何等俗物,若以净之,复以静之,无端就雅了起来。一旦有了雅,就自然带有了诗性。

俗与雅是互相依存的。我们总是追求所谓高雅、文雅、风雅等等之“雅”,却不知道,如果没有了俗,雅也就不存在了。雅与俗,只是两种“态”而已。没有绝对标准,只有相对雅俗。例如“小资咖啡”比“抠脚大汉”雅多了,但是,与明月松间照比,与清泉石上流较,也嫌俗了。

其实,在俗与雅之间,我更喜欢一种品质,叫“文质彬彬”。这个词出自孔子之口,《论语-雍也》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意思就是,读了书有知识的人,就想成为“君子”而不想成为“野人”。文质彬彬,就是有修养有才有貌的“君子”。

文质彬彬,文,表示外在的美,而质,则表示内涵之美。彬彬,就是文雅的样子,美貌的形象,或者叫“优雅”。若脱俗,则须彬彬有礼;若入雅,则须文质彬彬。所以强调它,诗也其文,美也其质。“文”乃君子之雅的必备之能力。孔夫子就特别重视“文辞”之作用。

《左传》记载:《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
这里阐述的“言志文”,不就是我们熟悉的“诗言志”吗?你以为君子很容易做吗?那是需要刻苦修炼的。仅仅文辞功夫,就要终身之努力。最重要的是,对大道的感悟能力,去悟道,去禅破,去文以载道,去诗以乾坤。


 楼主| 发表于 2025-7-5 20:58:52 | 显示全部楼层

三,当世君子

《易经-系辞》中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论语-为政》中云:“君子不器”。也就是说,所谓君子,所取向的是“形而上之道”,而非器也。器,就是器具,或者工具。什么叫君子?君子,至少是一种自主之人格,不能被人当工具一样使用,不器也。

器者,形也。有形就有限,有限就易满。自满者,非君子也。君子襟怀当无量也,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所以,量小非君子,无度不丈夫。“君子”一词,先秦之时是“君王之子”意思。因为地位高,为万民表率,渐渐赋予了道德的内涵。成为了道德修养的象征。诸家推崇之。

尤其是儒家文化,常以“君子之道”而自勉,成为行为规范。“君子”一词,随着儒家文化之被褒贬,也被分别赋予了不同的含义,亦有褒之,亦有贬之。但总的来说,还是属于比较正面的词汇。如“君子之交淡如水”“君子重义轻财”“宁可得罪君子,不要得罪小人”等等。

以吾之观,若论君子,先把“品德”一项除掉。我们须知,但凡以“品德”为尺子去衡量别人的,皆非善良之辈。“品德”这概念,只可以自求,而决不可以约人。用以自我修身,求高德,求大义,那是一种自我修养。而以其为戒尺,到处去说三道四,评论别人,则必邪也。

君子一论,也应该去其“头衔化”。高位者,不等于高德者,也不等于就是君子。高官位者若被称君子,则必是谄媚之词。若自诩君子,则必是厚颜之辞。君子重于行,而轻于名。高官厚禄者,可能是君子,更可能是伪君子,所以,遇高位者莫论君子。君子非标签,勿乱挂。

而今我谓君子,首先,他得是一个诗人。非诗人不得其雅,非雅量难称君子。若诗都不懂,枉称大君子。梅兰竹菊就是君子,它们懂诗不?它们还需要懂吗?它们本身就是“诗”。君子的意义,还在于免俗,在于脱俗。《老子》曰“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

做一个诗人,至少做一个爱诗的人,就等于去做君子。《论语》还说:“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坦荡荡多好啊,天高鸟飞,海阔鱼跃。长戚戚多难受啊,背后嘀嘀咕咕的总是容易夭折的。《孟子》还有一话“君子欺之以方,难罔以非其道”。意思就是,君子不怕道德绑架。

喜欢去道德绑架者,也常常就是那类“长戚戚”之小人。关于“君子坦荡荡”,王永彬(清)《围炉夜话》说“君子论心,小人论迹。论心,世上无完人;论迹,善行天下无孝子”,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君子论心不论迹”。其实,这也谙合我们主张的三唯观之“唯心”是也。

所以,当世我们论君子,不要有那么多“道德”上的负担,也不要有阶层地位之负担。“但知行好事,莫要问前程”(唐-冯道《天道》)。万事万物,皆归于审美。所谓君子者,世间其美也。俗者雅者,念乎一心。唯我、唯心、唯天地乎,柴米油盐酱醋茶,琴棋书画诗酒花。


 楼主| 发表于 2025-7-5 20:59:10 | 显示全部楼层
不要道德之“标尺”,因为,道德本是一种向内所求的大道之音。而非议论他人人品好坏的戒尺。道德者,真正的理解是,道是方向,德是方法。道是天成,德是选择。君子求道,形意以德。所谓君子者,很简单,就是很简单的求道者。以美为脉,以诗为翼,天地我心,风雅和合。
 楼主| 发表于 2025-7-13 11:15:41 | 显示全部楼层
舍得诗派理论【卷三十八·一以贯之】


小序


作者:舍得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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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喜欢读诗,更喜欢写诗。当然,也喜欢透过诗,去追寻诗背后的大道之理。中国诗的背后,到底有什么?除了文辞美、除了声律美、除了意蕴美、除了情感美、除了冥想之美,更有,我们企之以求的更高品味。或许,诗词之后是另一个世界,不然不会让我们渴求一见。


从文说起
   

汉语言是我们的母语。也因此,我们对汉语的感情,不止是习惯和接受,而是一种痴迷。随着对汉语言的深度了解,我们会愈发惊奇,这哪是一种普通语言啊,分明就是“宇宙密码”。汉语言的形,就是世界之图画;汉语言的声,就是天下之回响。音画之外,必然又有深意。


有一个词汇于我们而言,似乎非常熟悉,却又是雾里看花。这就是我们习以为常的“文学”。什么是文学?我们以为,就是语言文字的应用艺术。表达客观现象以及主观认知的方式和手段。仅是表达和描述还不算文学,至少是艺术的,或者是美学的。所谓文学,是一种提炼。


“文学”一词,我们一直都以为是一大学科,是指学科的意思。其实,文学,只是一个关于语言学问的概念,它本身并不构成学科。或者说,“学科”一词不足以形容文学。文学,不是语言本身的描述与构建。文学,至少属于,依据语言本身的文字特点,其在美学方面的应用。


汉典上看,“文学”一词,一指文献典籍,如《汉书-武帝纪》“选豪骏,讲文学”;二是指辞章修养,如元结《大唐中兴颂序》“非老于文学,其谁宜为”;再就是指文才,如杨基《句容送蔡惟中》“子方年少富文学,面如红玉肥有光”。文学,中国古代也只是文才而已。


“文学”更多属于西方概念,在近现代被用于中国汉语言领域而已。“文学”于我们而言,是一种不言而喻的概念。通常的理解,就是文字语言之艺术化(或美学化)的学问。如小说、散文、诗歌、戏剧、传说、野史、童话、笑话、史传、哲理、小品文、文学批评等诸多。


近现代,中国学者们,会把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做一比较。然后探寻借鉴之道。私以为,将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的各种比较,以及提出的所谓借鉴,完全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中国文学(汉语言美学艺术)与西方文学,根本就不是一个领域的学问,更不是一个维度的审美。


我多次阐述,西方文学与中国文学之区别,是本质性的。二者不存在什么“互相借鉴”问题,因为,没有任何可借鉴性。所谓“文学”的决定性基础,一定是文字。中西方文学乃至文化的区别,也是基于文字的属性差别。这种文字差别,决定了文学品质,也决定了文化走向。


关于西方文学,不论是古希腊文学(希腊神话,荷马史诗等等)、古罗马文学、教会文学、英雄史诗,以及文艺复兴时期的各种文学作品(小说为主,抒情诗歌等),不论其如何繁盛丰富,其实,只需要注意一点,西方文学的性质以及高度,是文字决定的。文字决定文学。


西方文字的统一特点,是“字母文字”。每个字母都没有具体意义,文字的意义取决于字母的组合。或者简单说,这种文字的本质就是“结绳记事”。字母就是“结绳”,字意就是结绳的花样不同,记录不同的事件而已。因此,西方文字的本质就是一种标识,功能是“记录”。


这样“标识记录”性质的文字,所能构成的文学会是什么性质,当然是一种“记录、记载、记叙”性质的所谓文学。字母文字,其实属于一种非常低级的文字表现体系。每一个字母都仅仅具有标识意义。这种记叙性文学的最高表现形式,或者所谓最高成就,当然就只有小说。


小说,是西方文学最高表现形式,也是西方文学所能达到的最高艺术成就。因此,诺贝尔文学奖,这西方文学最高奖,主要就颁给那些小说作家。而我们了解西方文学的时候,最先接触的,也都是各种小说,如雨果的《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及巴尔扎克《人间喜剧》等。


小说,在历代中国文学当中,则是属于不入流的一种文学品级。“小说”与历史上的事件记事和纪实是不一样的。比如《三国志》是纪传体断代史,是研究三国历史的重要文献。而《三国演义》则是一部市井传说性质小说。《三国志》是历史典籍,《三国演义》则不入流。


有一种说法是“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它们是各个时代文学体裁的主流代表。其实这是一个误导性的说法,因为,即使在明朝清朝,小说依然不登大雅之堂,与文学之主流无关。诗词,在明清朝代依然是文学主流。如清时期的《四库全书》根本就不收录章回小说。


在中国文学体系中,不论哪个年代,诗文化始终具有一种主流地位。“宋词”“元曲”其实也是诗文化的一种变身和实用性运用。而小说这种体裁,从来不会也不应该在中国文学殿堂中占有重要位置。小说的文学功能,仅仅是一种客观性的“叙述”,包括其中的不同刻画。


所谓的“四大名著”(《西游记》《红楼梦》《水浒》《三国演义》)都是民国以来,为迎合西方文化而故意被人为推出而已。因为西方文学的最高成就就是“小说”。至于西方的诗歌,也是以描述为特点的写作性质。要么史诗般的故事叙述,要么神话故事,再就是阐述哲理。


写情感性质的诗歌,也是以叙述事件为主。表达方式基本属于一种直白方式。我们多数人都以为诗歌这样写,是因为西方人的直爽性格导致的,热情、直白、直接。其实,恰相反,就是这样的文字属性,才决定了西方人的性格以及表达方式。文字的简单化,导致了内涵简单。


我是不赞成诗歌之翻译的。特别是中国的古典诗词,尤其不适合翻译成英语或其它字母文字。这种诗学文体的“中译英”,第一步要做的,就是先把诗语进行“白话文”处理,也就是等于将诗词作品先稀释成“非诗语文体”,那么,诗的精华早没了,你翻译它的意义又何在?


文化传播和文化普及,不是诗词作品“中译英”的借口。如果想普及,那么,就先普及汉语,让外国人在通晓汉语的前提下,学习诗词。否则,哪怕你有逆天的翻译水平,也做不好中国诗词翻译成西方文字的工作。而且你翻译成的字母文字,一点点中国诗词的味道都不会有。


毕竟,汉语诗词的根基是汉字。汉语诗词的魅力,其实是建立在汉字魅力基础上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汉字不在,汉诗就失去了灵魂,也就没有了存在的意义。你就只能翻译个寂寞。所以,给做这样翻译工作的老师们提一点建议,不要做无用功。这种翻译只是在糟蹋汉诗。


我更不赞成将诗词作品进行白话文“翻译”。中国诗,本就是自白话文中凝练淬炼,取其精华,艺术加工,而美学化之后的结果。如果再给“翻译”回白话文,是不是一个愚蠢的笑话?所以,当我们读诗的时候,不论多么大牌的出版人和出版社,只要见到“古译今”就扔掉。


读不懂诗语,就去学。千万不要为了将就不懂诗的人,而去降低诗学作品的品质。读不懂古诗,不是“白话文翻译”的借口,因为,所有中国古典诗词,都是可以穿越时代的,不存在任何年代隔阂。比如《诗经》“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需要翻译吗?


三千年前的《诗经》之诗,都可以直接阅读,而不需要翻译,何况唐诗宋词。要明白,中华文化是世界上唯一没有断代的,它是一脉相承的。中华文化所以不断代,其中重要原因是,文学艺术,尤其是诗语特点,具有可以穿越时空的特点,而不存在所谓的“时代感”特性。


这也给我们提一个醒,诗歌创作,求的就是人性之本真,不要去追求“时代性”。但凡强调追求诗词作品“时代性”,皆是对此认知不足,或只考虑政治性。正是没有“时代性”,中华诗词文化才得以数千年文明传承。标记时代的,注定淘汰。岁月沉淀的精华,只能是永恒。


与之相比较,汉语言文字的特点,就是一种多维度而且高维度的语言属性。不同于西方字母文字的是,中国汉语的多维属性,表现为画面感、音乐感、意味感、联想感等等。最重要的是,这种文字所引起的想象力,是一种突破现实而进入思维世界的渠道,相当于一种跨界卡。


也就是,汉语言文字,已经脱离了“结绳记事”的阶段,不仅仅作为一种“记录工具”。而是将文字进化为人类思想的延伸,以美学的形式,表达思维的各种活动,已经情感状态。通过“画感”以触及视觉,通过“音感”来启动听觉,以“视”与“听”效应,直抵灵魂深处。


所以,中国汉文字,其实自带一种“文学性”,也就是文字美学。同时,也自带一种“诗性”。汉语言文字所表达出来的文学性,也通感于诗性。诗性者,更美更感也。就中国古典文学而言,不论是散文,骈文、乃至于传记一类的文字,甚至政文,其实都暗带“诗性”的。


由于汉语象形字之属性,中国“文学史”的起端,就是从“诗”而起。先有“中国诗”,而后才繁衍其“中国文”。亦或者说,诗文同源、同脉、同体。而后所分之各种文学类体裁,则是诗语言的一种衍生。我们只须明白,汉语言最重要的属性,是“通神”,即直抵心灵之境。




 楼主| 发表于 2025-7-13 11:16:09 | 显示全部楼层
诗理所在


中国所以被称(或自诩)为“诗的国度”,其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国拥有诗性文字。这种文字的美学化进程,自然就进化成为了“中国诗”。所谓美学化进程,一是凝练之美感、再是韵律之美感、三是蕴藉之美感、四是情感之美学、五是唯我唯心观。若毁灭这些,就是毁灭诗道。


中国有没有诗学?当然有,从甲骨文开始,诗学就开始了。《诗经》以来,经历悠久的历史,中国诗学繁荣昌盛,发展至唐宋巅峰。但中国诗学的整体风貌,缺乏一种“系统性”“完整性”“理论性”。中国历代诗学家,论述经典,精辟达理,但全部都属于“碎片化言论”。


这种“碎片化”论述,或许是诗性所决定的模糊特性,或许是学者们缺乏系统性的理论基础。也或许,就是认知的维度不够,正如“盲人摸象”,只能医头医脚地去论述。因为诗的本性是“诗言志”,也就是诗道所及,其实是人的内心。是思想、是情感、是志向、是灵魂。


所以,到今天为止,中国诗学的进程,只是一种“潜意识”的探索阶段。人们只认识到“感性”的存在,并没有深及到感性背后的美学层次,也没有意识到“感性”之后的理性存在。到目前为止的诗学,只是一种自发性的意识行为。源于文化觉醒,源于一种对美的本能追求。


中国诗学的表现,多数以《诗话》《词话》的形式出现,多在其诗评、诗注、诗解层次。以及在书信等形式的诗论。而没有任何系统性论述。关于“诗法”的归纳总结也很多,甚至很详细。但就是缺少统一审美观认知,缺少理论层面的归纳总结,以及对诗的特性规律的立体透视。


所以,我们几乎看不到任何中国诗学的系统性“理论”。只有观点不算理论,只有论断不算理论,只有评论不算理论。理论,需要在逻辑关系上达到自洽,需要因果关系的实证、论证、推导。需要推论的结果证实理论的“立论”。并且,还能印证实际,运用现实,指导诗学。


至少提出一种认知规律的独立观点,而且能够“自圆其说”。这样的诗学理论,才是奠定中国诗学的真正基础。因为,可以由此透析诗学之本质,并且指导诗学写作实践。而每一个爱诗之人,不论写不写诗,其实,都追求着这样的诗学本质。知其然,知其所以然,才能得其然。


如此,舍得之间创立的《诗学虚实论》就是一个可以指导诗学认知,以及指导诗词写作的理论。认知这个世界本性的“虚实”、认知人之所感的“虚实”、认知文学写作的表现“虚实”、认知所有诗词环节皆可以虚实对待之,那么,虚实,就可以成为诗学理论,而实际运用。


尤其舍得论证了关于诗语对仗的虚实处理之法,就是依据《虚实理论》而提出前实后虚之“铁律”。不仅论证了对仗条件存在的理由,也推导出“先实后虚”的必然。至少对应了“触景生情”之印证。另外“虚话实写,实话虚写”也是舍得《虚实理论》的重要内容,为写作精要。


舍得之间还创立了《逆转时空》之理论,提出诗作品中的情感产生原因,推导出情感出现的原因与途径。论证了“情感出自时空逆转处”。任何诗中出现的情感波动,皆源于其时空的逆转效应。当然也等于指出了诗中情感的处理方法。把诗中的诗序,或者境域,逆转或跨越。


舍得之间还创立了《诗学格局》理论。也就是以各种诗学名作实证了情感走向本性。主张并证实了《积极心理学》印证下的情绪梳理途径,以及对任何负面情绪的处理途径。主张可以任意释放自己的负面情绪,并且以大视野大境域来疏散缓解这样的负面要素。以此激荡诗意美学。


舍得之间还创立了《诗学维度》理论。以时空维度视角,以更多维度层次差别,来分析判断诗学要素之本质,以及,维度差所带来的“诗意效果”。世界上任何未知,任何不确定性,都是维度差所造成的认知差。这种“不确定性”更是诗词美学的核心。维度论所解决的即此。


舍得还创立了更多的诗学理论,在数十次理论讲座中,发布了独立视角的诗学观点。我们始终是在探索诗学之道,在“创立理论”,而不是沿袭理论。舍得创立如此之多诗学理论,真正目的,是为了激活自我诗路,也是为了启迪各路诗人,遵重共识,独立视角,你也能做到。


理论“创立”本身,就是遵循着一种诗性。我们首先相信“诗”的能力。我们认知的诗,虽然被说成“诗无达诂”,被说成“见仁见智”,其实,是有“理”可讲的。诗的本质,其实是有“达诂”存在的。而我们寻常认知的感性,往往会被说成“不可理喻”。其实不是这样。


只要换位思考,只要提升维度,只要扩大格局,那么,我们是可以看到情感背后之“理”的存在。诗学之“理”,其实与其它学科之理没有什么不同。世上真正的“理”都是相通的,甚至是相等的。看一下《论语·里仁》“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即,万事皆通此理。


强调“虚实”,那是出于我们的一种天然本能。近处柳枝上的黄鹂鸟当然清楚而实在,远处青天上的一行白鹭当然模糊而虚幻。一近一远是一种天然的“虚实”。一个人的相貌穿着等等外貌,当然一目了然的“实”,而他在想什么,肚子里打什么主意,就是不得而知的“虚”。


远远近近、方方圆圆、动动静静等等各方面,都体现了这世上的事物,都是在可知与不可知其间,确定与不确定之间。这种两重性,其实就构成了我们审美观的两大要素,我们称之为“虚实”。一目了然其实没有美感的,一无所知也没有美感。人生最妙处,是那半梦半醒之间。


这种美感的“两重性”,其实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诗性”。所以,所谓“虚实”,其实不仅仅是诗学的最重要美学要素,它也是其它艺术的美学所在。或者说,“虚实”才是美学之源。包括对世界的认知,包括人际关系,包括处事方法,包括衣食住行。当然,包括诗学应用。


以各种不同的视角去感受世界,包括人,包括事,包括景,如果感觉到有一种相似度,让我们感觉似曾相识,感觉似是而非。那么,我们可能就遇到了“诗”。因为那种相似度叫“通感”,那种不确定叫“虚实”,那种疑虑叫“心事”,那引起来的情感波澜,就叫做“诗意”。


如果更“理性”地看待诗,或许,可以看到更高维度的世界。实际上,我们所谓的“诗”本不该属于通常的文学范畴。如果只为写诗而写诗,那的确是文学之诗。而如果,通过写诗或者读诗,达到一种沉浸状态,那么,则进入了一种“神往”的境界。这种境界的属性,就是“神”。


所以,在突破文学范围之后,诗,其实就是一种凌驾于所有学科的“神来之思”。不论你是科学家、或者是会计师、或者是程序员、或者是任何职业,诗,都将是你人生路上的真助力。诗是唯一可以跨越行业的悟性之学问。所谓的诗性思维,其实就是人生智慧升华的一把钥匙。


诗最大的神奇之处,就是把所有不可能,变成可能。诗,不是在升华的境界中,就是在准备升华的过程中。诗,才是孔子所说的“一以贯之”。也因此,孔子师门的四书六经,第一个就是《诗经》。虽然风雅颂,虽然赋比兴,却以诗性之穿透力,成为其它学问的美学之脉络。


今天课题太大,无法一一详细阐述。抛砖引玉,暂说这些。感谢大家的夏日陪伴,下周六我们继续说诗。


 楼主| 发表于 2025-7-25 12:51:47 | 显示全部楼层
舍得诗派理论【卷三十九. 香山诗韵】

白居易(772年—846年),唐华州下邽(今陕西渭南东北)人,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生于河南新郑。其生平,才学奇高,仕途坎坷。曾出为杭州刺史,后又做过短期的苏州刺史。晚年生活在洛阳。于846年8月病逝后葬洛阳龙门香山琵琶峰,追赠尚书右仆射。

    白居易,即使不是最高产的大唐诗人,也至少是之一。其三千多首作品,比李白杜甫作品总和加起来还多。所以,因著作丰厚,而被称为“诗王”。白居易更被称为“诗魔”,其魔,走火入魔之意,也就是太痴迷于诗。其实,白居易还是“诗仙”,唐宣宗亲自御诗所题之。

    关于白居易的生平,学问成就,史上所述极丰富,随意搜索即可获得相关资料。故,舍得这里不做赘述,也不多作评论。其诗学成就,看其“诗王”“诗魔”“诗仙”之封号就可以知道,必当非凡。我们今天,只对其几个代表作,作一诗学角度之阐述,致敬前辈,学以致用。

 楼主| 发表于 2025-7-25 12:52:34 | 显示全部楼层


乐府歌行唐诗所以盛行,不仅仅是由格律诗所构成。格律诗(近体诗、今体诗)只是唐诗所表现出来的形式之一。唐人还有更多的古体诗(古风)的形式,如乐府诗、歌行体甚至是新乐府诗等等。诗歌体裁品类繁多,各说不一。如何分类,我们只需要把诗歌分成两种:格律诗与古体诗。

    也就是说,格律诗之外所有体裁,甚至包括楚辞和乐府诗,都可以称为“古体诗”。所谓歌行体,当然也属于“古体诗”大家族。严格说,格律诗也是古体诗之“蜕变”,中国诗歌整体的变化,是有一个美学演绎的脉络所在。由简而繁,枝繁叶茂,但其诗学之本源是不变的。

    唐朝诗歌主要的渊源就是汉魏六朝诗。六朝诗的主要特征,是五七言古体诗,尤其乐府以五言为主。这五古,产生于汉代。乐府,原为音乐官署的称呼,始置于西汉。后来指诗歌形式。最主要特点是,乐府诗,是可以入乐的诗歌。后来很多文人,沿袭乐府体写作,并不配乐。

    由乐府配乐诗歌,到脱离乐谱的“乐府诗”形式,其各种诗体演绎其实皆是乐府之渊源而来,由此构建六朝诗的繁荣丰富。包括后来的永明体,乃至大唐时候确立的“近体诗”。另,乐府诗有一些曲调如《从军行》《燕歌行》《行路难》《长相思》《子夜歌》《读曲歌》等。

    后代很多诗人就用这些题目写诗,如高适写过《燕歌行》,李白写过《行路难》等等。后人写这类题材,也是在题材内容,语言风格等方面从乐府诗中吸取营养。诸如咏怀、咏史、游仙、游览、赠答、宴集、送别、哀悼等等。我们只需明白唐诗来源是,诗经、楚辞、六朝诗。

    “歌行体”就是在汉魏六朝诗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乐府诗以五言为主,歌行体则以七言为主,也多穿插三、五、九言等杂言句式。歌行体可长可短,如白居易的《长恨歌》就长达一百二十句,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仅十八句。比较而言,乐府诗篇幅,多数相对较短。

    我们要注意一个特点,唐朝时期这种“歌行体”的诗歌,其实不等于汉时的乐府诗,或者,这种不同,被称为“新乐府诗”。很多人对“新乐府诗”的关注点,是其内容倾向于不用旧题,自立新题,自取新意,对现实不满,对政治腐败的讽喻和批判,即所谓的“美刺比兴”之说。

    新乐府诗,是白居易提出来的,这是一个大的种类称呼。或者是说,是一大类脱胎于汉乐府的古体诗。一些文献资料,多是认为“新乐府诗”的主要方向是“美刺比兴”(白居易言)。目标针对的是政治改良,试图在诗中反映民生疾苦和社会现实弊端。于此,吾不以为然。

    新乐府诗,只是一种诗语形式的变化,比如更多的使用七言,以代五言。更文学化而脱离曲谱化,更随意的切换声韵,以意带声,而不是依曲而诗。诗歌的载体,属于“纯美学范畴”,与诗意内容,与诗人想表达的思想倾向,并无关联。也因此,诗体裁之变化,与政治无关。

    诗人如何主张政治改革,那是诗意内容的范畴,与诗之载体,并没有直接对应关系。比如一把菜刀,你可以用于切菜做饭,也可以用于战斗杀敌。你有什么主张,与“菜刀”本身是无关的。如果你非得把“菜刀”说成是正义的菜刀,或者邪恶的菜刀,至少说明,你走火入魔了。

    也因此,所谓“新乐府诗”的出现,就单纯地一种诗歌体裁的变化,是美学范畴的改进,而与政治无关。即使首倡“新乐府诗”的白居易,其主张,说什么“美刺比兴”也无效。想针砭时弊,是内容。诗歌体裁,是形式,是载体。诗可载道,也可覆道,其不在诗,而在于人也。

    它是不拘格律的,但是,唐人歌行,还是有“格律化”倾向。以《长恨歌》为代表,不论是平尾句还是仄尾句,几乎句句皆是“格律句”。押韵韵脚随意换,但是,每一句的格律痕迹却很明显:

汉皇重色思倾国,
仄平仄仄平平仄(合律)
御宇多年求不得。
仄仄平平平仄仄(合律)
杨家有女初长成,
平平仄仄平仄平
养在深闺人未识。
仄仄平平平仄仄(合律)

再如其中一段,其句子平仄规律,就是一个标准的“折腰体”七绝:


芙蓉如面柳如眉,
平平平仄仄平平(合律)
对此如何不泪垂。
仄仄平平仄仄平(合律)
春风桃李花开日,
平平平仄平平仄(合律)
秋雨梧桐叶落时。
平仄平平仄仄平(合律)

    可以看出,白居易、元稹等人虽然大力提倡“新乐府”,但对于娴熟于格律的他们,即使写“乐府诗”也会自然地带上格律的痕迹。另外,还有一个概念需要确定,也就是“歌行体”算不算乐府诗,或者新乐府诗。其实“歌”或“行”本就是六朝乐府之题。唐之后独立成体。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所谓“古风”主要指从汉魏六朝诗脱胎而独立出来“歌”“行”“吟”。因为他们本来就属于乐府诗的范畴。虽然后来被唐朝诗人加以改良,这种改良,主要是指脱离曲谱而更加“文学化”。但是,其歌行体的自由随意,更有唐诗特色,尤其是多用七言。

    近体诗格律,为诗歌声韵之极致化归纳。但是,汉诗的真正魅力,是其基础美学规律之下的“丰富性”。这也包括了其美学梯阶层次的丰富。今天说起的白居易,其诗学成就,就不仅是对传统诗歌形式的继承,更是做到探索和开拓。他与元稹共同开出的“新乐府”就是其一。

    关于近体诗的格律,有一个老话题,被人们反复提起来,就是在初学者写格律诗的时候,要不要严格遵守格律。一些人故作老练模样,拿出李白杜甫苏轼李清照等人的作品,来说明,大可以不重视格律。这属于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格律诗,对于初学者来说,必须严格遵守。

    对格律严格要求,不是“显摆”,也不是“矫情”,而是对诗学的尊重与敬畏。要注意,对格律要求严格的对象,是初学者。正如,面对初学书法的人,你告诉他可以不羁,你给他看怀素或张旭的书法,告诉他书法名人作品,没有一个字是横平竖直的。走进误区的只能是你。

    写“格律诗”而不讲究格律,你自己都说不过去吧?而至于前人的作品,合不合格律,存在着各种变数,而且也取决于我们的认知。格律可以存在形式上的“变数”,但是,其本质性的“平仄规律”是不变的。前人作品的“变数”是一种美学处理,并不能证明“格律无用论”。

    看到这些歌行体,我们知道,“格律诗”只是诗歌体裁的形式之一。写古体诗,是不拘平仄格律的。甚至,非格律诗的写作,有时候还故意避开“格律痕迹”。体裁丰富,风貌各异,各行其道而已。体裁之间可以有交融,借鉴。但并不存在着互相排斥,也不可能互相否定。




 楼主| 发表于 2025-7-25 12:53:07 | 显示全部楼层
唐诗所以盛行,不仅仅是由格律诗所构成。格律诗(近体诗、今体诗)只是唐诗所表现出来的形式之一。唐人还有更多的古体诗(古风)的形式,如乐府诗、歌行体甚至是新乐府诗等等。诗歌体裁品类繁多,各说不一。如何分类,我们只需要把诗歌分成两种:格律诗与古体诗。

    也就是说,格律诗之外所有体裁,甚至包括楚辞和乐府诗,都可以称为“古体诗”。所谓歌行体,当然也属于“古体诗”大家族。严格说,格律诗也是古体诗之“蜕变”,中国诗歌整体的变化,是有一个美学演绎的脉络所在。由简而繁,枝繁叶茂,但其诗学之本源是不变的。

    唐朝诗歌主要的渊源就是汉魏六朝诗。六朝诗的主要特征,是五七言古体诗,尤其乐府以五言为主。这五古,产生于汉代。乐府,原为音乐官署的称呼,始置于西汉。后来指诗歌形式。最主要特点是,乐府诗,是可以入乐的诗歌。后来很多文人,沿袭乐府体写作,并不配乐。

    由乐府配乐诗歌,到脱离乐谱的“乐府诗”形式,其各种诗体演绎其实皆是乐府之渊源而来,由此构建六朝诗的繁荣丰富。包括后来的永明体,乃至大唐时候确立的“近体诗”。另,乐府诗有一些曲调如《从军行》《燕歌行》《行路难》《长相思》《子夜歌》《读曲歌》等。

    后代很多诗人就用这些题目写诗,如高适写过《燕歌行》,李白写过《行路难》等等。后人写这类题材,也是在题材内容,语言风格等方面从乐府诗中吸取营养。诸如咏怀、咏史、游仙、游览、赠答、宴集、送别、哀悼等等。我们只需明白唐诗来源是,诗经、楚辞、六朝诗。

    “歌行体”就是在汉魏六朝诗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乐府诗以五言为主,歌行体则以七言为主,也多穿插三、五、九言等杂言句式。歌行体可长可短,如白居易的《长恨歌》就长达一百二十句,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仅十八句。比较而言,乐府诗篇幅,多数相对较短。

    我们要注意一个特点,唐朝时期这种“歌行体”的诗歌,其实不等于汉时的乐府诗,或者,这种不同,被称为“新乐府诗”。很多人对“新乐府诗”的关注点,是其内容倾向于不用旧题,自立新题,自取新意,对现实不满,对政治腐败的讽喻和批判,即所谓的“美刺比兴”之说。

    新乐府诗,是白居易提出来的,这是一个大的种类称呼。或者是说,是一大类脱胎于汉乐府的古体诗。一些文献资料,多是认为“新乐府诗”的主要方向是“美刺比兴”(白居易言)。目标针对的是政治改良,试图在诗中反映民生疾苦和社会现实弊端。于此,吾不以为然。

    新乐府诗,只是一种诗语形式的变化,比如更多的使用七言,以代五言。更文学化而脱离曲谱化,更随意的切换声韵,以意带声,而不是依曲而诗。诗歌的载体,属于“纯美学范畴”,与诗意内容,与诗人想表达的思想倾向,并无关联。也因此,诗体裁之变化,与政治无关。

    诗人如何主张政治改革,那是诗意内容的范畴,与诗之载体,并没有直接对应关系。比如一把菜刀,你可以用于切菜做饭,也可以用于战斗杀敌。你有什么主张,与“菜刀”本身是无关的。如果你非得把“菜刀”说成是正义的菜刀,或者邪恶的菜刀,至少说明,你走火入魔了。

    也因此,所谓“新乐府诗”的出现,就单纯地一种诗歌体裁的变化,是美学范畴的改进,而与政治无关。即使首倡“新乐府诗”的白居易,其主张,说什么“美刺比兴”也无效。想针砭时弊,是内容。诗歌体裁,是形式,是载体。诗可载道,也可覆道,其不在诗,而在于人也。

    它是不拘格律的,但是,唐人歌行,还是有“格律化”倾向。以《长恨歌》为代表,不论是平尾句还是仄尾句,几乎句句皆是“格律句”。押韵韵脚随意换,但是,每一句的格律痕迹却很明显:

汉皇重色思倾国,
仄平仄仄平平仄(合律)
御宇多年求不得。
仄仄平平平仄仄(合律)
杨家有女初长成,
平平仄仄平仄平
养在深闺人未识。
仄仄平平平仄仄(合律)

再如其中一段,其句子平仄规律,就是一个标准的“折腰体”七绝:

芙蓉如面柳如眉,
平平平仄仄平平(合律)
对此如何不泪垂。
仄仄平平仄仄平(合律)
春风桃李花开日,
平平平仄平平仄(合律)
秋雨梧桐叶落时。
平仄平平仄仄平(合律)

    可以看出,白居易、元稹等人虽然大力提倡“新乐府”,但对于娴熟于格律的他们,即使写“乐府诗”也会自然地带上格律的痕迹。另外,还有一个概念需要确定,也就是“歌行体”算不算乐府诗,或者新乐府诗。其实“歌”或“行”本就是六朝乐府之题。唐之后独立成体。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所谓“古风”主要指从汉魏六朝诗脱胎而独立出来“歌”“行”“吟”。因为他们本来就属于乐府诗的范畴。虽然后来被唐朝诗人加以改良,这种改良,主要是指脱离曲谱而更加“文学化”。但是,其歌行体的自由随意,更有唐诗特色,尤其是多用七言。

    近体诗格律,为诗歌声韵之极致化归纳。但是,汉诗的真正魅力,是其基础美学规律之下的“丰富性”。这也包括了其美学梯阶层次的丰富。今天说起的白居易,其诗学成就,就不仅是对传统诗歌形式的继承,更是做到探索和开拓。他与元稹共同开出的“新乐府”就是其一。

    关于近体诗的格律,有一个老话题,被人们反复提起来,就是在初学者写格律诗的时候,要不要严格遵守格律。一些人故作老练模样,拿出李白杜甫苏轼李清照等人的作品,来说明,大可以不重视格律。这属于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格律诗,对于初学者来说,必须严格遵守。

    对格律严格要求,不是“显摆”,也不是“矫情”,而是对诗学的尊重与敬畏。要注意,对格律要求严格的对象,是初学者。正如,面对初学书法的人,你告诉他可以不羁,你给他看怀素或张旭的书法,告诉他书法名人作品,没有一个字是横平竖直的。走进误区的只能是你。

    写“格律诗”而不讲究格律,你自己都说不过去吧?而至于前人的作品,合不合格律,存在着各种变数,而且也取决于我们的认知。格律可以存在形式上的“变数”,但是,其本质性的“平仄规律”是不变的。前人作品的“变数”是一种美学处理,并不能证明“格律无用论”。

    看到这些歌行体,我们知道,“格律诗”只是诗歌体裁的形式之一。写古体诗,是不拘平仄格律的。甚至,非格律诗的写作,有时候还故意避开“格律痕迹”。体裁丰富,风貌各异,各行其道而已。体裁之间可以有交融,借鉴。但并不存在着互相排斥,也不可能互相否定。

 楼主| 发表于 2025-7-26 21:42:11 | 显示全部楼层
舍得诗派理论【卷四十·山水入诗】

导师·舍得之间

小诗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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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律
舍得之间
借来灵酒一千斤,河洛三川送与君。
渭水秋歌南北动,龙门山色古今分。
疏疏岁月琵琶雨,影影丹华寂寞云。
莫让青衿诗里醉,长安别后曲氤氲。

七律
舍得之间
记得长安花满城,黄衫旧事玉留名。
灞桥折柳春风送,渭水扬舟暮雨轻。
着意西华诗不远,浮云南渡泪当横。
蓦然回首我无语,一念千年数落英。

 楼主| 发表于 2025-7-26 21:43:10 | 显示全部楼层


我谓山水
言首先要理顺一个概念,什么是“山水诗”?有说“是描写山水风景的诗。山水诗,不一定纯写山水,但以山水为主要注目点”;还有说,“山水诗,并非山和水都得同时出现,有的只写山景,有的却以水景为主”,众说纷纭。其实,所谓“山水诗”,从来就没有确定的概念。


或者说,所谓的“山水诗”本就是一个伪概念。中国诗歌,自古以来从来就没有“山水诗”这一门类,不论是“流派”,还是“写法风格”,山水诗,从来就不可能自成一“类别”。所谓谢灵运为“山水诗鼻祖”也是伪说法。写山水,只是写景而已。试问古今诗人谁没写过山水呢?


诗的主旨是什么?当然是“诗言志”。写任何诗,“情志”永远是唯一方向或主题。不可能为写山为写水而写诗,而是为了写诗,可能会写到山,或者写到水。诗言志,志是什么?是一种心境、心态、思想、情绪、意念等,志是灵魂类的意象,它必须托物以存,山水即所托也。


山水之概念,其实只是一种“泛指”。山水者,天下也。比如指一方领域,谓之“山海”也,如古时描写世界的《山海经》。指一方社稷,谓之“江山”也,如“江山如此多娇”。天下之土皆为“山”,江河湖海皆是“水”。沧海桑田随日月,试看山水几多情。山水,乃世界也。


“山水”具有极其广泛的涵盖性,它几乎就等于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那么,诗以言志,寄托于山水,乃是一种自然。所以,不论是谁,只要写诗,就必然会涉及到“山水”。至少,古今每一个诗人都必然写过山水之意象。即使深宫中的李煜,还写出“一江春水向东流”呢。


所以,舍得认为,山水,具有一种广谱意义。它不可作为一个独立的写作领域,或门类流派。诗风可以温婉、可以豪放、可以含蓄、可以雄浑等等,但是不论什么样的品位,都可以寄诗思于山水之象。山水之意象,是诗之成立的基础意象,它注定是超然于诗学流派的存在。


因此,任何把“山水”当做一种诗的独立写法之流派,都属于一种诗学认知的错位。即使陶渊明、谢灵运、王维等等诗人,在诗中对于山水意象运用得出神入化,他们也不能算作“山水诗”派的人,因为,山水诗,不可能构成“派”的存在。对这一点认知,舍得做此提醒。


 楼主| 发表于 2025-7-26 21:43:36 | 显示全部楼层

我们写诗,当然要写“景语”。景语,不一定每首诗都会写到“山”写到“水”,但是,即使无“山水”,山水之气,依然是我们诗词写作的底气之一。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世界的名称,就叫“江山”。所以,去看任何一首古今之诗,寻找一首没有山水痕迹的诗,其实很难。


比如这样一首诗,罗邺(唐)的《赏春》“芳草和烟暖更青,闲门要路一时生。年年检点人间事,惟有春风不世情”。这首诗,以人生感怀为主,景语并不算多,字面上也没有写山水,但是,起句“芳草和烟暖更青”同样有一种自然的山水之气息。山水,实则为诗语底色也。


再看罗邺的另一首诗《长安春雨》“兼风飒飒洒皇州,能滞轻寒与胜游。半夜五侯池馆里,美人惊起为花愁”。这里还是没写“山”,也没写“水”,却依然满满的山水诗意。至少他在内涵“雨水”。所以,诗情无处不山水,谁人不写山水诗。山水,你写不写它,它都在。


通过这首诗,提醒诗人们几处“要点”:写风的时候,可以写成“兼风”;形容风声可以写成“飒飒”;写都城的时候可以写成“皇州”;写权门贵族的时候,可以写成“五侯”。“五侯”的意思都知道吧?是指“公、侯、伯、子、男”五等诸侯。五侯九伯,九伯是九州之长。


平时读古诗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吸取这些“知识点”,当做我们的诗学营养。在我们自己写作的时候,随时都可以利用上。所以,读诗的时候,要“会读”。那些什么所谓的“诗意”,历代诗词作品之中,所谓的“社会意义、历史意义”等等,都是空虚的,对我们毫无价值。


对“山水”的认知,需要广义化、延伸化、衍生化,这个世上,其实本没有什么“山水诗”。如果,写山水就是“山水诗”,甚至就是“山水诗派”,那写花鸟鱼虫又为何派?谢灵运不是“山水诗派”的鼻祖,陶渊明也不是。王维也不是“山水派”诗人。因为就没有那样的“派”。


历史上,“山水诗”从来没有作为一种写诗的门类而存在。也从来没有形成所谓的“山水诗派”。“山水诗”以及“山水诗派”是现代人所起的名称。我们所以强调这点,主要是为了清晰我们对诗学的认知。我们还注意到,这种“山水诗派”与“江西诗派”的性质,完全不同。


江西诗派,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有正式名称的诗文派别。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把以黄庭坚创作理论为中心而形成的诗歌流派取名为“江西诗派”。要注意。“江西诗派”的存在依据,是“创作理论”,或者是诗学创作的宗旨或方法诉求。即,写作方法为诉求。


某一种写法,或者是写作方面的理论依据,才是一个诗学派别存在的基础。江西诗派崇尚黄庭坚的点铁成金、夺胎换骨之说。其实,就是强调诗语之炼字,以求达到空灵之“神韵”。这个诗派,是以写作理论为指导,写作方法为诉求,以作品灵动效果为目的,方为其“诗派”。可以以写作风格为派,但不能以写作对象为“派”。


而所谓的“山水诗派”,却没有诗学理论,没有写作特点,也没有确定的写作效果为诉求,仅仅是以写作对象为“诗派”命名。写“山水”就称“山水诗派”,这完全忽视了一个诗派所存在的先提条件。而且,所谓的发源于先秦两汉,也是无稽之谈。它更不是古代诗歌的流派。


辨清楚“诗派”的概念,对我们诗学研究与学习,都至关重要。因为,我们始终不能忘记的是,何为诗。如果相信“诗言志”,那么,诗中所有的景物,都不是我们的写作目标,也不是我们写作的一种“标志”。写山写水写人写物,都无所谓,因为,它们都为“志”服务。


也就是,辨别清楚什么是诗的核心,才是我们最需要关注的。如果为了“山水”而写山水,那么,注定会失去诗的灵魂;反之,为了立意而“山水”,那么,那“山”那“水”,都会成为你诗意不可缺少的灵魂闪耀。那些山水写的多的古人,他们只是借“山水”言志,而已。


其实,“山水诗”的由来,源自于“山水画”。山水画是中国绘画的一大门类,这是很正常的。绘画者,视觉之效也。视野中,尽是山色,尽如水声。皆可以入笔下。而咏诗者,非视觉之效也,而是感官之回味,意象重组也。山水之具象,在诗中已然成为意念组合,情感脉流。


以“山水画”之流派,对应成“山水诗”之流派,实则为曲解诗画之别也。当代所有关于山水诗,尤其是唐代山水诗的研究文献,都是建立在其文学论述的基础上。这些研究者,基本都是诗学外行人。他们先入为主地认为“山水诗”为一流派。集体忽视的就是诗之“本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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