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科考的特殊文体——八股文

草门隹人

        ——真没想到，拙文《究竟应该怎样认识八股文》刊发后，引起一些诗友的兴趣，有的人提出可否发一点介绍八股文的文章？或者说，刊发出一篇八股文，让大家看看究竟什么样儿？应诗友的请求，刊发这篇文章，以飨读者。

        一说到八股文，许多人会露出惊诧的目光，尤其是一些年轻人，恐怕会相当的陌生了。在很多人看来，八股文早就声名狼藉了，或者说许多人是从毛泽东同志的《反对党八股》这篇文章，开始知道“八股”这两个字的。并由此联想到既然毛泽东同志都提出反对党八股，那么不管是什么，只要头上戴着“八股”这顶帽子，肯定不会是什么好东西。在这种思维定势的作用下，八股文就在劫难逃了。多少年来，它同“陈腐滥调”、“迂腐旧套”是同义语，经常用来比喻僵化死板、空洞无物的言论和文章。至于八股文是什么样儿，却很少有人见过，时至今日，它几乎已成为一门“绝学”，不再能引起更多人的兴趣了。
        刘海峰在其《科举学导论》中引用刘绍棠的话说：“在我的印象里，八股文是和缠足、鞭子、鸦片烟枪归于一类的，想起来就令人恶心。但是若问我八股文究竟何物，却不甚了然。”其实这是许多人的真实心态。八股文真的那么让人深恶痛绝吗？其实也不尽然。人们惊奇地发现，在讨伐它的同时，也有一些清醒的学者把它称其为“中国一绝”（见金克木《八股开篇》），还有的学者把它其誉为“中华几千年文明史的一朵奇葩”（陈远语）如此褒扬，或许有过誉之嫌，但不管怎么说，它作为一种科举制度下重要的考试文体，并不像人们想像得那么阴森可怖。而且毕竟在明清的科场上“独领风骚”五百余年，有无数的读书人殚精竭虑地去研习它，靠着这块“敲门砖”，跻身封建社会的政治阶层。转眼间它同封建社会的科举制一样，已经消亡一个多世纪了，如今，我们不妨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重新冷静地审视和评价一下这个让世人唾弃的八股文，对于我们汲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更好地坚持科学的发展观，实施科教兴国的战略，无疑会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
        八股文即制义，或者称制艺、时艺、时文、八比文，又有称之为四书文等，以题目取之于四书也。乡会试二场之五经文，亦用八股式，但其从出仍自四书文而来（见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八股文这种文体，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这其中自然也有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它的产生与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思想文化、科举制度不断完善和古代文体的源流发展，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就文体而言，八股文属于典型的议论体散文，并且博采中国古代众文体之长，尤其是吸收了汉赋、魏晋骈体文的某些特点，至于说程式，也是从诗赋等文体继承而来。正像江国霖在《制义丛话序》中说的那样：“制义指事类策，谈理似论，取材如赋之博，持律如诗之严。”此言不谬！我们不妨读一读他撰写的八股文，就会深信他是言之有据的。他曾写过一篇《达不离道》，其后比是这样写的：
        世运之盛衰，圣贤亦不能料而守之，以道之气数无所持权。盖民之望我者，原不以盛衰异也。有不容已于民之故，而达以迫矣，有不容已道之故，而望以副矣。奉正道以为进退，断不以尺寸之柄坏吾霖雨之风声。迨至田夫野老，拭目观大化之成，而有识者以为适还其坐啸从容之素而已。
        国势之强弱，豪杰诚不能争而持之，以道则权力在所不藉。盖民之望我者，更不以强弱殊也。内之不负吾道，而所乐之义以宏矣。外之不负吾民，而所尊之德以著矣。本犬道以为布施，断不以管晏之功塞彼稷契之期待，务使致治兴邦，卓然成名世之业，而觇者乃足惬其云霓颂祷之心而已。（见《文腋类编》卷二）
        从根本上说，是中国古代的考试制度催生了八股文的不断成长，同时，它也和任何事物的发展规律一样，也经历了一个产生、发展、兴盛和消亡的历史时期。卢前《八股文小史》开宗明义：八股文“考其渊源，有谓出于唐之试贴，有谓出于宋之经义，或云创自王安石，或曰昉乎张才叔。要之，为贴括经义变体，若具体之八股文，则始于明成化之世。”八股文究竟可否溯源于唐朝的“贴括”呢？所谓“贴括”，是唐朝明经科考试的一种方法。贴括即贴经，即“……随其所习出题若干道，令试者赅括而贴之。贴经之法，只令全写注疏，类于默书与今日之填题，既不增加词意，推展发明，唯凭记诵，不足以观其学，故唐人之试贴括者，多兼及于诗赋与策论。此其发题虽原于经，而按其实际，与溯源固不相类也”（见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要》）。如此说来，由于贴经本身不是独立成篇的文章，还不能看作是八股文的雏型。
        清《四库全书》于时文选本悉摈不录，唯录方苞编纂的《钦定四书文》四十一卷，其题要云“经义始于宋。宋‘文鉴’中所载张才叔自靖自献于先王一篇，即当时程式之作也。”这个结论为人们所共识。据《文献通考·选举考四》记载，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议更贡举法：“罢诗赋明经诸科，以经义论策试进士。”翰林学士韩维建议：“罢诗赋，各习大经，问大义十道，以文解释，不必全记注疏，通七以上为合格。”当时苏轼对此有不同看法，并就经义策论之类的考试阐述了自己的见解。他说：“无规矩准绳，故学之易成；无声病对偶，故考之难精。以易学之文，会难考之吏，其弊有甚于诗赋矣”（见《东坡奏议》卷一《议学校贡举状》）。
        在这场争论中，王安石向神宗进一步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他说：“若谓此科尝多得人，自缘仕进别无他路，其间不容无贤；若谓科法已善。则未也。今以少壮之时，正当讲求天下正理，乃闭门学作诗赋，及其入宫，世事皆所不习，此科法败坏人才，致不如古”（见《文献通考》卷三十一《选举考四》）。由此可见，他义愤填膺，极力要求改变以讲求声韵对偶来选拔人才的做法。宋神宗最终采纳了王安石的建议，罢去诗赋、贴经、墨义，规定士子各专治《易》、《诗》、《书》、《周礼》、《礼记》中的一经，并兼学《论语》、《孟子》。进士科省试内容依次为经义、论、策。熙宁八年（1075），朝廷颁布了王安石所著的《三经新义》，作为科举考试的专用教材和标准答案。它的颁行最终达到了“一道德”的目的，改变了过去那种“学术不一，一人一义，十人十义”（见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一《选举四》）的局面。而且在义理的内容上也统一了标准。到南宋宁宗时，出现了经义全用套类，即使用现成章法、格式的现象。这种格式规定每篇经义都要分为破题、承题、小讲、官题、原题、讲题、结尾等段落，每个段落规定要写成双行排比文字或散行，以便考官在评阅时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这俨然就是明清八股文的雏形（见朱瑞熙《宋元的时文――八股文的雏形》）。
        其实无论是经义、诗赋或者策论，它们都各有其自身的文学、教育、政治和文化价值，只有根据人才选择的目标综合的动用，使其成为进士科考试的必要内容和方法，或者作为取士的主要标准，统一在进士科中，才能显现出其客观性和确保科举考试的“正统”地位。在此之后的元明清各朝采用八股文，就是集经义、诗赋、策论为一体的一种专门用于科举考试的特殊文体，而王安石的“经义式”小论文也就成了八股制义的开端。由此王安石也成为八股文的开山之祖。

小姜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