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政和的从教生涯
文/邓巧喜
一、任过中小学校长
文革“复课闹革命”期间，我被任命为星溪小学校长。当时，师生关系严重对立，在茶厂工宣队的支持下，我迅速采取措施，恢复了教学秩序。除了正常教学工作，我们还需进行备战。我组织师生开展拉练活动，班主任带领学生挖掘防空壕，教师们则轮流挖掘地道，最终成功挖掘了几百米的地道，并与水轮机厂的地道精准对接，成为全县的典范。
1978年高考，一中仅有一名学生被大专院校录取。此后，我被调回一中，同时，一些下放到各公社中小学的优秀教师也陆续回到一中任教。第二年高考，一中打了一场漂亮的翻身仗。在我被评为全省首批、政和县第一位中学语文高级教师后，被任命为一中副校长，负责分管教学工作。当时正值职称评定时期，老师们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学生们也坚信“知识改变命运”，发愤图强努力学习，学校的大中专录取率稳步提升（当时中专仅录取高中毕业生）。县领导称赞道：“一中教学质量的提高，使得政和没有出现外籍干部返乡潮，对稳定干部队伍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在一中我教了两代人
1961年，我担任初中毕业班的教学工作，全年段共有188名学生。二十六七年后，我依然坚守在高三教学岗位，有时教文科，有时教理科。此时，当年那些学生的子女，或兄弟姐妹的子女，陆续进入高三。例如，李升妹的女儿洪敏俐考入医学院，杨儒福的儿子考入大专院校，后来又考入公务员队伍，肖桂凤的儿子孙杰勇考入本科院校。秦桂娥妹妹的儿子谢宏忠考入师大，获得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现为教授及某学院院长。
三、我的发言，让全区语文现场会从福安搬来政和召开
1965年四五月间，福安地区为提高语文教学质量召开了现场会。在评议环节，我指出当时程式化的教学方式无法激发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并阐述了自己的教学设想：根据教材特点，采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让学生爱听、爱读、爱说、爱写。我还建议编写简案，同时认为进修学校教研员应深入教室，实地考察教师的课堂教学质量，而不应将主要精力放在检查教案上。我的观点受到广大教师的欢迎，他们纷纷要求将下半场现场会搬到政和召开，领导也欣然同意。随后，我分别上了一节语文课和一节作文课，得到了广泛好评，诸如“教法别开生面”“教学富有魅力”“学生思想活跃”“检查学生作文，充满生活气息”等等。领导与我谈话时表示：“你创新教学之路走得很对，应该继续坚持下去。”
20世纪80年代，南平师专毕业生前来实习，学校安排我上《海燕》示范课。我采用“在理解中朗读，在朗读中加深理解”的教学方法，确定了教学重点：必须介绍写作背景，对于课文内容学生能理解的部分不讲，有难度的地方进行点拨，重点部分则进行精讲。我在课堂上声情并茂、抑扬顿挫地高声朗读，极具震撼力，成功引起了学生朗读的兴趣。之后，我邀请学生上台朗读，在理解与朗读过程中发现问题并及时纠正。《南平师专学报》负责人对这种教学方法给予了充分肯定，并约我撰写一篇稿件，于是我写了《提倡朗读》一文并得以发表。
四、评上两种高级职称
1988年，全省开展中学教师职称评定工作，首次评定中学高级教师，评定标准为：持有1964年前本专业本科文凭，公开发表一篇教学论文，一篇在地区级学术会议交流，且上过地区级的公开课。各地区的评定标准大致相同。1988年4月，我有幸评上全省首批、政和县第一位中学语文高级教师。后来我调到福州工业学校，由于工业形势不佳，学校增办文科专业，让我创办热门的秘书专业，一切进展顺利。半年后，省教委开始规范学校职称，规定中专高级讲师调到中学，职称依然有效；而中学高级教师调到中专学校，职称则无效，暂时享受初级教师待遇，需在两年内评上中专高级讲师，工资才能全额补发。我参加了全省高级职称英语考试，考试内容为许国璋《大学英语》共四册，只考翻译，不考语法，我取得了91.5分的成绩。此外，我的2篇教学论文分别在宁德师专、福州师专《学报》上发表，其中一篇还被中国人民大学全文转载。我还提供了一本出版的科普读物《神奇的现代兵器》作为语文水平的参考，最终在规定的两年内评上了中专高级讲师。
五、力劝家长支持子女报考大学，让社会增加2名高级人才
1981年高考填报志愿时，学生需在大学与中专中选择其一。为了给学生和家长填报志愿提供参考，我仔细分析了每个学生的模拟考卷、学习潜力、临场发挥能力以及努力程度，提出了针对性的建议。有个学生模拟考试成绩不太理想，但又想考大学，犹豫不决。我告诉他，他学习潜力很大，模拟考试成绩不理想只是意外，只要在复习备考时加倍努力，正常发挥，考上大学很有希望，我支持他报考大学。最终，该学生被一所本科院校录取。理科班除2名学生外，其余学生都顺利填报了志愿。这2名学生有考上大学的实力，但家长认为考中专更有把握，觉得社会需要人才，早毕业能找到更好的工作，而学生却坚持要考大学。一位家长表示自己是手艺人，孩子能考上中专就很不错了，另一位家长则认为女孩子考上中专就行，死活不让孩子报考大学。我希望家长尊重子女的选择，一直沟通到晚上11点，男孩的家长终于同意孩子报考大学。女孩子的家长说女孩经常头痛，希望老师能动员女孩考中专。我说政和刘老中医医术高明，明天我带她女儿去看病。家长突然生气，要求我写一张保证书，保证她女儿考上大学，否则……我说她女儿只要正常发挥，肯定能考上大学。一直到夜里11点半，家长才不情愿地为孩子填报了考大学的志愿。第二天，我带着女孩去看医生。刘医生的孩子曾是我的学生，他看到我带学生来看病，非常感动，不仅认真看病还没收钱，还叮嘱女孩不舒服就随时过来。录取通知书下发后，大家皆大欢喜，男孩考进师大数学系，后来评上中学高级教师；女孩考入医学院，后来评上教授。
六、我有两个孩子是从政和一中考进重点大学的
20世纪80年代初，南平地区教师进修学院书记了解到政和一中1978年仅录取一名大专生，次年大学录取情况却实现了大逆转，第3年就有学生考进清华、北大、北师大及复旦大学等重点院校，对此很感兴趣，便来政和一中调研。1978年高考成绩不佳，主要是因为文理科配套的教师因文革被分散下放到各公社中小学，后来调回这些优秀教师时阻力重重，当地认为农村孩子也要考大学，好老师不能调走。县领导出面协调，才将教师调回，但教材与高考试卷脱节，比如语文高考卷100分，文言文占35分，而教材中仅有1篇毛泽东诗词和1篇文言文，老师不得不编写补充教材给学生补课。教师们夜以继日地编写教材，毫无怨言，也不要任何报酬。书记突然提出，据说邓老师两个孩子转学到建瓯一中，并从那里考进教育部直属的重点大学。学校强调，政和一中没有一个教师的子女转学，更不可能有高三教师的子女转学，邓老师的两个孩子是从政和一中考进重点大学的，因为学生对学校、对老师充满信心。书记听后十分高兴，认为懂行的老校长重回一中，教师积极性高涨，学生奋发图强，教学质量有了显著提高。
七、我发现了东周文物，政和历史提前一千多年，对改县名的猜想有一定影响
1977年，我在铁山中学教高中毕业班。一天晚饭后，我登上蚌山，发现满地都是印纹陶器和原始瓷器碎片，根据经验判断，这是东周吴越文化的遗存，此地极有可能有青铜器共存。我走访附近的一户农民，他果然从废品堆里找出2支青铜矛，毫无锈迹，依然十分锋利，还取出一把青铜短剑。我当即写了一篇《政和县发现春秋青铜兵器、印纹陶器及原始瓷器》的新闻稿，由于当时不能署作者姓名，只好与县委报道组商量，以他们的名义发表在《中国新闻》上。权威刊物《考古》编辑部立即向我约稿，我写了一篇考古简报，在省博物馆的支持下配上插图，署名铁山中学与县文化馆，发表在1979年最后一期《考古》上，次年第1期刊误表中又把我的名字补上。此后，省博物馆派专家进行田野考古，并将群众保存的文物收集起来，后来在省博物馆展览。这批文物经福建省博物馆专家鉴定为东周春秋时期的遗存，将政和县的历史提前了一千多年，又因为福建青铜文化并不发达，这为相关研究提供了一批新资料。
1977年，县委报道组负责人陈志良写一篇关于政和茶叶生产的通讯稿，要求我提供一段政和茶叶历史的材料。我说：原关隶县改名为政和县，很可能与进贡特产白毫银针茶有关。我们可以从景德镇改名中获得启发。景德镇原名为昌南，英语音译为China，英语中“中国”一词即源于此。昌南镇因进贡一批精美瓷器，宋真宗爱不释手，龙颜大悦，遂将景德年号赐给昌南。宋徽宗时期，建瓯县东峰北苑建有御茶园，进贡的大多为半发酵茶。北苑御茶园很可能到邻县关隶收购特产白毫银针，一并进贡，以致诗人误以是北苑所产，有诗为证：北苑银芽天下精。这可骗不了评茶专家宋徽宗，进贡官员只好实话实说。宋徽宗闻到清香扑鼻的白毫银针，情有独钟，或许认为关隶县名不够文雅，于是将政和年号赐给关隶。陈志良听后觉得有道理，于是将我这个猜想改写成：据传，关隶因进贡特产白毫银针，宋徽宗喝了清香扑鼻的茶而龙颜大悦，于是将政和年号赐给关隶县，从此改名为政和县。现在民间普遍采纳此说法，甚至一些出版物也采用了这种说法。其实关于政和县改县名的猜想，并无确凿证据，特此说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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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5-8-8 00:01: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