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外国诗学传译派:
透过百年中国历史文化变迁的烟云,不难发现构成中国现代中国诗学转变的一个基本动力首先来自于西方思想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自先秦至明清,中国文化虽然也有几次革新,但就其文化本质而言,基本上处于一个相对稳定和相对封闭的结构状态中,在中国文化内部,思想自身的变革往往无法带来真正的诗学革命,因为真正的诗学革命不仅包括思想取向,也包括话语本身。西方文化思想对诗学观念的冲击则不然,他们或者以对立的面目出现,或者以与中国诗学观念迥异的面目出现,新诗的思想和新奇的诗学观念,最易对相对定型的思想文化形态形成冲击,是以新文化运动的大伽首先致力于外国诗学的传译,形成一个外国诗学传译派。
最初各大伽大都以介绍的形式传播外国诗学思想与观念。1902年,梁启超译介尼采的“超人”学说;1907年鲁迅作《摩罗诗力说》系统地评述欧洲浪漫派的反叛性思想;1910年,王国维译介叔本华和尼采学说并以此来解释《红楼梦》的思想矛盾;严复自19世纪晚期开始译介西方哲学名著来推进中国的政治改良。
外国诗学传译的文献来源最初主要集中在日语文献,因为一大批大伽留学日本,通过日语文献了解和传播西方思想,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鲁迅、周作人、郭沫若等等曾客居日本或从事研究,或从事翻译,皆致力于人文社会科学思想特别是文学的译介来探索中国思想革命道路,这种探索的直接后果即在于对现代中国诗学之观念的转变起到了推动作用。
在日本的中国留学者,大多通过日文译介日本诗学或德国诗学。自清华学堂成立,第一批留学生赴美留学,许多人选择了文学,或放弃科学从文学,因而,他们带来了真正的西方思想文化与文化观念。胡适、吴宓、闻一多、梁实秋、林语堂开始介绍杜威和白壁德的哲学思想和诗学思想,尤其是白壁德的人文主义诗学思想在中国造成巨大影响。
此后选择文学和诗学作为终身志业的大伽日益增多,他们开始选择赴欧洲留学,宗白华、朱光潜、钱钟书、傅雷、陈康、闻一多、罗念生、杨周翰、徐志摩、李金发等等皆如此,他们带回了新的诗学思想与观念,尤其是朱光潜,在“外国诗学传译”方面出了大力,使现代中国诗学的构建具有了厚实的外国诗学背景。
改革开放后,大量的诗学、美学著作被译成汉语,目前比较成规模的有《美学译文丛书》、《二十世纪外国文论丛书》、《知识分子图书馆》丛书等,这些年汉译诗学的书籍是二十世纪前半叶的几倍。
这就是外国诗学传译派的大概情况。(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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